1949年：新旧转换途中的社会大洗礼

　本文原载于《时代周报》2009年第43期

    不论从哪个角度去解读，1949年对于中国的深远意义都毋庸置疑。

　　有意思的是，这种意义绝不仅仅是隔代论史者的认识，当年的局中人也有清醒的洞察。在那个年头，我们的先辈也许是以理性，更可能是凭直觉，感到他们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他们很早就下了断言，后人一定会持久地想起1949年。著名民主人士、职业教育家黄炎培，在1949年12月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永远纪念着的1949年》。文章中说，自己已72岁，已过72个年节，何以独要永远纪念1949年？因参加政府以来，所闻所见，无一不新颖，无一不感动，其尤为突出的感受，“人”的地位被发现了，“群众”的力量被认识了。当然，最富激情的还是胡风的一声呐喊：时间开始了！

　　现在就让我们奔向时间深处，看看1949年的中国人怎样行进在新旧转换的途中吧。

　　美国人笔下“革命的一年”

　　美国汉学家德克·博迪是幸运的。1948—1949年间，在北平访学的他目睹了旧政权的崩溃和新政权重建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新秩序的努力。我们也是幸运的。博迪留下了一本日记，因其第三方身份而弥足珍贵。翻开日记（东方出版中心2001年版《北京日记：革命的一年》），我们看到了一个鲜活的1949年。

　　集体主义美学的源头

　　游行、集会、口号、秧歌，这种当代中国人也许已经陌生的集体主义美学，以1949年为源头。

　　2月3日，为庆祝正式接管城市举行盛大检阅，“游行中很突出的是几千个来自全城各个学校、机关的学生和工人。他们的彩色纸旗被风撕成碎片。在学生中还有许多著名的大学教授。有些队伍敲锣打鼓扭秧歌—一种和许多人一起跳的简单的传统的农民舞蹈，这种舞蹈由于共产党将其作为民间艺术推崇而广为流行。我更熟悉的人是穿着鲜艳的服装在人群中愉快地踩新旧高跷的人。其他队伍由‘啦啦队长’带领边走边唱毛泽东著名的‘八项注意’”。

　　2月13日，“无数的组织还在继续发表对已发生事件的祝贺声明。《人民日报》的一半篇幅都被用来刊登此类声明或报道这个星期几乎天天都有的群众集会和游行。最大的一次集会是昨天晚上在天安门前的广场上举行的大型群众集会，过后举行了历时几个小时的游行。据说有超过20万人聆听了城楼上的人发表的演讲，城门周围插满了红旗，城门上方悬挂着巨大的毛泽东和朱德的画像。人太多了，我很难挤进城门边。游行的人群完全沉浸在喜悦中。”

　　如此场景非美国人所习知，博迪又郑重记下了创造集体主义美学的民众的反应。“现在的事实证明大多数人的热情显而易见不是虚假的，要知道在我见到他们之前，他们已在风沙中站了四个小时。我能肯定许多人对能亲自参与这场象征着中国历史新时代的开端的事件有强烈的感触。”应该说，博迪的态度比较客观。

　　新政权带来的新价值观，给博迪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城里一个最穷的地区里，突然发现一系列共产党木刻招贴画。印象最深的是一幅人物画，画面上是蒋介石在一个向他伸出的巨大的拳头面前畏缩，在他的脚下躺着一堆咧嘴的骷髅。还有一张，画的是一本在火焰中燃烧的书，书名为《伪宪法》（这些天里任何与国民党有关的东西一律被称为‘伪’）……第五张画着一个解放军战士，他的手臂保护性地围住一个平民的肩膀，它的标语是‘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朋友。’”作为塑造新的价值观的一部分，最著名的新戏《白毛女》进入了北平，并受到了热烈欢迎。博迪注意到，观众的“情绪完全被剧情感染，在紧张的时刻，他们喊出了对地主的仇恨，对女英雄的劝告和对八路军到来的喜悦。‘让她揍他！’坐在与我间隔一个座次的座位上的一个看上去很温和的青年人，在女英雄的同志阻止她痛打地主的一幕中大叫着”。

　　坚决又果敢的洗礼

　　从气质上讲，作为古都的北平和新时代并不协调。共产党人韦君宜和她的丈夫杨述刚进城时，就曾指着时装店和照相馆橱窗里那些光怪陆离的东西发誓：“看看到底是这个腐败的城市改造我们，还是我们改造这个城市！”从博迪的笔下可知，肯定是共产党人成功改造了这个城市，外观还是次要的，关键是旧的秩序和观念被打倒了。一群学生遇到了一个穿着昂贵裘皮的中国妇女，他们命令她在街上像只狐狸那样爬，虽被人劝阻，但他们离开时叫嚷着：“今天我们有了一个新中国，在这个国家里无论谁都不允许穿狐狸皮。”而博迪雇佣的小陈讲述了自己一个穷朋友的故事，他到一个煤铺去买煤，老板粗暴拒绝了他，几个星期后，北平解放了，他又到那家店铺，“这次煤铺老板满脸堆笑地欢迎他，多少带有些害怕地竭力不论过去曾拒绝卖煤给他的事”。一切都在昭示，这个古老的城市的确换了主人。  新政权对社会的洗礼坚决而又果断。“政府正逐渐取消一些他们认为既没有社会效益又没有经济效益的工商企业”，“金银首饰店的老板们被命令将未加工的金银拿到政府银行去兑换人民币……当铺早就勒令关闭……香烛厂也在改做其他生意，因为官方认为烧香烛是宣传迷信。”

　　乞丐和娼妓是城市的老大难问题，但在新政权的领导下，乞丐登记很快就完成了，“他们被分成以下几种情况解决：那些有工作能力的，送到职业学校培训；难民遣送回家；那些因生病而以乞讨为生者，发放贷款让他们重新自立；正在生病，或残疾人，将被送到救济院，再逐步安插到生产部门；以乞讨为生的人，编成小组，每天必须做些日常劳动，并不断地向他们灌输‘不劳动者不得食’的观点。上星期及再上个星期，在王府井大街上，我都没发现有乞丐。”

　　至于取缔妓院，1949年9月离开大陆的博迪无缘亲历这一伟大而艰巨的社会改造工程。遗憾由刚从香港归来，出任英文版《人民中国》杂志记者的萧乾弥补了。他在《口述实录》中回忆：“1949年北京刚刚解放后，前门的八大胡同纹丝未动，人们大惑不解。红灯区里的老板以及嫖客们则得其所哉，满以为人骑人的日子就这么下去了。”1949年11月，政协通过了废止娼妓的提案，“市长一声令下，军警及工作人员就把这已有数百年荒淫丑恶历史的八大胡同包围起来。把224家妓院中1300名正在屈身卖笑的妓女，连同奴役她们的近500名老板和领家以及正在寻欢作乐的嫖客统统集中起来，足足花了一整夜时间。……妓女最小的只有13岁，老的五十开外了。妓女们进了学习班，嫖客取保释放，老板领家则收押起来，逐一审查后再作处理”。萧乾的工作是听三四等妓女控诉老鸨和妓院的罪恶，然后写成长篇特写《她们重见天日》，通过《人民中国》向世界宣布：卖淫—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污点被新中国清除了。

　　“学习”、“改造”：话语模式的转变

　　新的气象极大感染了知识分子，出版家张元济的一句“及身已见太平来”真实道出了那一代人的感受。虽然生活是复杂的，旧知识分子与一个全新的政权之间，旧的生活经验和新的社会格局之间，乃至新旧价值观念之间，奏出的未必全是和谐的音符，但多数知识分子还是在积极改变自己，力求顺应时代的潮流。其中，与陈寅恪、钱穆、吕思勉并称为“现代史学四大家”的陈垣堪为代表。

　　“适之先生，应即扭转方向”

　　1949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给胡适之先生一封公开信》的重磅文章，信中写道：“你曾对我说：‘共产党来了，决无自由’。我以为你比我看得远，比我看得多，你这样对我说，必定有事实的根据。……今年一月底，北平解放了。解放后的北平，来了新的军队，那是人民的军队，树立了新的政权，那是人民的政权，来了新的一切，一切都是属于人民的。我活了七十岁的年纪，现在才看到了真正的人民的社会，在历史上，从不曾有过的新的社会……你说‘决无自由’吗？我现在亲眼看到人民在自由地生活着，青年学生们自由地学习着、讨论着，教授们自由地研究着。要肯定地说，只有在这解放区里才有真正的自由。以往我一直是受着蒙蔽，适之先生，是不是你也在蒙蔽着我呢？”信末又劝诫胡适：“既有觉悟后，应即扭转方向，努力为人民大众服务，不为反人民的统治阶级帮闲。”此信被转载后很快轰动海内外。信的落款人就是陈垣。

　　因过去与陈垣在学术上多有切磋，钦佩其成就，胡适对此信非常重视。6月份的日记中，胡适不断记下自己的观感，“读了使我不快。此公老了。此信大概真是他写的？”“今天又细读《陈垣公开信》的英译本，更信此信不是伪造的，可怜！”“今天细想，陈垣先生大概不至于‘学习’得那么快。”……他对陈垣是否此信的真正作者，始终是疑虑的，“学习”二字在他笔下充满了反讽。

　　胡适的怀疑错了。尽管此信的执笔人是陈垣的弟子，但其内容却系陈氏及其弟子讨论而成，代表着陈垣在时代转折之际真实的内心。

　　1949年1月，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抢运文化界名人，时为辅仁大学校长的陈垣也是对象之一。但他面对国民党政府的多次催促，均以婉谢报之，他自己在私信中吐露原因说：“因无走之必要也。”

　　立志更生，从新学习

　　解放军进城后，主持辅仁大学校政的天主教神父离校，陈垣在全体教职员大会上讲话：“帝国主义的代表瑞克尼神父已经滚出辅仁，我个人非常惭愧，过去所扮演的是一个封建残余的角色，现在我立志更生，从新学习。”

　　“立志更生，从新学习”，陈垣的这一表态并非说说而已。据其弟子回忆，“这时他每月的工资，除去一些生活必要开支外，全部买了新书，从此励耘书屋的书桌书架上，增添了大量马列主义理论书籍”，“这时他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但他不顾眼力差、印刷不清、字体小（大都是新五号字）等困难，他克服了困难，拿着放大镜，一篇一篇，一本一本，认真地阅读、学习”。他更对朋友坦承自己的学术转向，“由谢山而韶山”，“谢山”即清代著名史学家全祖望（字谢山），“韶山”何指，今人则一目了然。1949年后，陈垣已是高龄，但他融入新时代的步伐是迅捷的。集体主义美学中，常常需要很多知名人士联名对某个事件表态，或祝贺或谴责，在表态的人群中，陈垣是曝光率极高的名字。

　　相形之下，也有积习难改、不太适应的知识分子。作家宋云彬1949年5月作诗自嘲，直言“避席未闻谈学习，出门怕见扭秧歌”。他深以参加“冗长之报告会”为苦，逃会成为家常便饭。“民主报人”徐铸成也感觉到了几分不适应，“长沙解放之日，我们已在无线电中收到确信，而翌日刊出，即被指为抢新闻，是资产阶级办报作风，因新华社尚未正式公告也。再如《论人民民主专政》发布之日，要闻编辑郑心永按所列问题，作分题以醒眉目，亦被指为离经叛道。如此重要文件，只能作经典郑重排版，安可自由处理！”

　　与宋、徐等的不适应相比，出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夏衍的不适应别具内涵。“出门得带警卫员，到很近的地方去开会，也不让步行，非坐汽车不可……称兄道弟的老朋友，都不再叫我的名字，而叫我部长、局长了。”所幸他不久就安之若素了。

　　就文人而言，话语模式的改变可能最敏感，但也最见时代风貌。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纪念文集》中收了部分作家在会上的发言稿。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和作家们过去的文字相比，发言稿从题目上看就有了很大的变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我是来学习的》、《新的诞生，旧的灭亡》、《人民改造了我》、《在学习的路上》……新的主流话语模式似乎很快就诞生了。

   “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资本家的新课题

　　如何迅速抚平战争创伤，使局势安定，人民生活走上正轨，是对新政权的严峻考验。

　　少奇同志在天津

　　在各大城市中，天津解放较早。经济学家千家驹在《七十年的回忆》一书中记录了当时天津的情形，“起初，许多资本家不了解共产党对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有的撤走资金，隐匿财产，把机器设备往南方转移，有的逃往香港，收缩营业，解雇工人。失业人口激增，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党中央有鉴于此，特派刘少奇去了天津，召开工商界座谈会，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扭转这种局面。”

　　刘少奇到天津后，于4月28日对天津职工代表发表了讲话，针对工人解放初期的心态，他说：“今天的解放是不是还可以进一步，不准许剥削？现在还办不到。现在还必须允许资本家存在，因此就要使他们有利可图，实行‘劳资两利’的政策，不是一利……剥削是不好的，但现在来说，也有一点好处的。今天有很多失业工人想找到职业。今天在私营工厂要严格注意到劳资两利的原则，斗争不要过分。听说现在有些私厂，工人要求增加工资从1倍、2倍到5倍，要求资本家过多的分红，退职的工人强迫资本家准许上工，临时工变为长工，或不遵守厂规，这样就使资本家无利可图，资本家不敢管理工人，有些恐慌，这样就妨碍了生产。……有些人说：‘资本家不开，我们开，组织起来办合作工厂’，开了合作工厂没有呢？开了很多，但是没有一个搞好的，这是过去的事实。”（见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天津接管史录》）

　　千家驹回忆录里记下了刘少奇天津之行中和资本家的座谈。刘少奇说：“今天资本家剥削非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工人不是怕你们去剥削他们，而是怕你们不去剥削。不去剥削，他们就要失业。……你们说‘剥削’不好听，但这是马克思的术语，不叫‘剥削’叫什么呢？”他又对一个资本家说：“听说你办工厂很有本领。你现在只办一个工厂，以后我们办十个工厂都归你来领导，到了将来要实行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大家再商量一起进入社会主义，这有什么不好呢？”

　　刘少奇的天津讲话后来成为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大罪证，但当时收到了奇效。千家驹回忆说：“自刘少奇谈话之后，天津工商业人心大定，准备抽逃资金的不抽逃了，甚至一部分外逃的资金回来了，准备关门的工厂继续开工了。”

　　改不了的思想烙印

　　1949年9月通过的《共同纲领》，则从制度层面上明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即“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但对以追逐利润为天职的资本家来说，怎样做到“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确是一个新课题。打造了“回力牌”这一橡胶业著名品牌的正泰橡胶厂负责人杨少振的经历很有代表性。

　　1949年初，杨少振和一般工商业者一样，为自己和工厂的命运“忧心忡忡”。这时，国民党政府劝其去台湾办厂，并承诺用登陆艇帮其运送物资，英商拉拢他们去香港合资设厂，徘徊中，一天他在办公室的抽屉里发现中共地下组织的一份宣传材料，阐述中共对民族工商业的方针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遂毅然决定留在上海。

　　尽管是这份宣传材料让他留了下来，但正如他自述：“我在旧社会生活了半辈子，虽然也曾有过一些为社会办企业的模糊要领，但是剥削阶级的思想烙印深深打在我身上，决不是说改就一下子改得过来的。……旧式企业，我可以当家作主，说了算数。新式企业，听说是由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究竟要怎样才算走群众路线？……在劳资关系上，我对‘劳资两利’，自认为是理解的，但一接触到实际，又暴露出旧思想，只看到资方的利益，而很少想到劳方的利益。”

　　工会筹备会成立

　　劳资的冲突很快就来了。工会筹备会成立，提出每人发十块银元的胜利奖金，杨少振以无先例而拒绝。工人们把杨氏包围起来，逼迫他答应。杨少振气愤地说：“你们是国家的主人翁，厂里的流动资金不多了，将来生产怎么办？”工人则说：“不要紧，我们会克服困难的。”最后以杨的妥协而告终。而自此后，“厂里纪律混乱，劳资纠纷不断发生”。年终时，工会要求给工人发35天的年奖，杨少振同意了。工会又提出职工加发两个月双薪，杨少振考虑到这样一来厂里经济有困难，不敢答应。“日夜谈判，吵闹不休。经劳动局、总工会出来解决，最终结果：全体工人年奖一律35天，由于资本家处理不当，应罚一个月，全体工人实得年奖一律65天。”杨回忆说：“那时候搞劳资协商，我要看总工会干部的脸色行事，自己不能做主。这些事反反复复，我真觉得有些懊恼。”

　　懊恼归懊恼，还得面对现实。杨少振一方面搞活营销，一方面也尽量满足工人的福利要求，“每人每年有四双福利鞋，每天供应高级面包点心，每人二只，全厂要一万多只。又花一百多万元大造工房。在本市设疗养所，还拟在杭州设休养所。”然而麻烦并没有完全消除，“有些人反而说，这些都是资本家腐蚀工人的小恩小惠”。（见文史资料出版社《工商经济史料丛刊》第三辑）

　　对资本家来说，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