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扬州的“商籍之争”：秦晋大贾联手大战徽帮

山陕会馆（资料图）

    “商人河下最奢华，窗子都糊细广纱。急限饷银三十万，西商犹自少离家。”

　　这是明清以来流传甚广的《扬州竹枝词》中的一首，描写来自西北的山西、陕西商人（时人谓之“西商”）聚居于扬州最繁盛的下关一带，此处靠近京杭大运河沿岸官方盐运司和钞关（税关），他们亦以贩盐致富，雄霸一方。

　　数百年后的今天，人们还能在扬州城有名的东关老街内，寻访到当地历史最悠久的盐商会馆——山陕会馆的遗址，只是昔日盛景不再，仅余破落的门楼和数栋旧屋，以及一方深藏小巷之中不起眼的会馆界碑。

　　明朝中前期，陕西商帮崛起于泾渭之滨，兴盛于广陵故地，号称全国各大商帮中成名最早、资格最老者。然而“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明中叶以后，徽商大举涌至扬州经营盐业，至清朝初年，力压西商，形成垄断，以至于后来一般人提及扬州盐商历史，大都“只知有徽，不知山陕”了，当年秦晋联手大战徽帮的往事，更几近湮没无闻。

　　“开中法”洞开商路

　　明太祖朱元璋率义军推翻元朝后，败走漠北的蒙古残余势力仍对中原虎视眈眈，伺机反扑，西北一带少数民族离心倾向也不断增长。新兴的明帝国不得不把三分之二的财政收入花在西北边防建设上，沿长城设九个边镇以拱卫关中，保护京师，其中固原、宁夏、延绥、甘肃四镇便在陕西境内。后又设“三边总督”驻节固原（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地处西安、兰州、银川三角地带中心），统率军队20余万，战马10余万匹，负责东起延绥皇甫川（陕西榆林以北）、西至嘉峪关、西南至洮岷（今甘肃南部）绵延数千里的边防区。

　　但边地苦寒，人烟稀少，数量庞大的边防军每年耗粮以万千石计，需布数十万匹，自内地调运费时费力，民多怨言，政府财政也不堪重负。明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采纳谋臣建议，实施“食盐开中”新政，将实施千年之久的政府食盐专卖制度网开一面，允许民间商人向边关输送粮食换取食盐经销的许可证“盐引”，大约30斤粮食可换一份“盐引”，而且是当时质量最好、最能赚钱的淮盐引。

　　朝廷“国退民进”，让利于民，“淮盐价贵，商多趋之”，边防军需难题一举解决，而坐享地利的陕西商人，得益最多，自此冒起。原来陕西八百里秦川，沃野千里，自古为中国粮食主产区。如明永乐年间（1403年~1424年）陕西官仓存粮近1100万石（明代一石约为90多公斤），足够支付驻防官军俸粮三年，万历年间（1573年~1620年）全国260个府中，按税粮多寡排名，西安府仅次于号称粮仓的松江府（今上海市一带），位列第四。如此看来，输粮换引的“食盐开中法”，等于是为陕西商人量身定做的倾斜政策了，一时间，关中产粮区的农民们掀起了进城经商、卖粮贩盐的热潮。

　　相比之下，山西历来缺粮，山西商人要享受“食盐开中”政策，只有推着独轮车到山东买粮，再贩运边关，是为颇费周折的“买粮换引”，而徽州远离边塞，山高路远，徽州商人更无力参与其中。这也是明朝初年陕商比晋商、徽商起步较早的重要原因。

　　但陕西商人独享的“特区”政策，到明朝中叶为之一变。明弘治五年（1492年），主管财政和税务的户部尚书叶淇上任不久，就将输粮换引的“开中法”，改为以银换引的“折色法”，也就是说，商人不必再千里迢迢送粮食到边关，而是直接拿出白银购买盐引，即能获得贩卖食盐的许可。叶淇是山阳人（今江苏淮安），此举显然打破了陕西及山西等“边商”固有的优势，给了地理上更接近两淮、以徽商为主之“内商”进入利润丰厚的盐业经营的良机。

　　自此，留在西北边塞种粮食已失去经济上的意义，陕西商人和山西商人一起，纷纷来到运河沿岸的两淮食盐转运枢纽扬州，成为专业盐商。据记载，当年会集扬州的陕西商人不下500人，名声显赫者有“三原之梁，泾阳之张、郭，西安之申，潼关之张，（他们）兼籍故土，实皆居扬”，这标志着一个冲出潼关、走向全国的陕西商帮开始成型。

　　正是在扬州，他们与蓄势已久、雄心勃勃的徽州盐商狭路相逢了。

　　商籍之争

　　明代科技名著《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曾写道：（扬州）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清代陕西文人也称“淮盐以西商为大宗”。较早研究中国商帮历史的现代日本学者藤井宏则指出，在明代，作为盐商的陕西商人，实力曾凌驾于山西商人之上，其老家是三原县、泾阳县、绥德州等地。

　　明代传奇小说家冯梦龙编写的《醒世恒言》中，有脍炙人口的名篇“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里面写到的富商孙富，便以寄居扬州的山陕商人为原型。同时期人撰写的各类文学或戏曲作品中，不时闪现山陕商人的影子，足见他们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不容忽视。

　　聚集扬州的陕西盐商，出于保护自身共同利益的需要，出资修建了陕西会馆，后来为了对付徽商的竞争，又与山西盐商合资共建山陕会馆。那时候，山陕商人实力仍然强横，徽商不时要从他们手中购买盐引。山陕会馆独自建在靠近运河的大东门东关老街，而徽州及湖南、江西、岭南等商帮会馆，扎堆于新兴市场小东门一带，反映出商帮势力兴起先后的历史轨迹。　另一首明代《扬州竹枝词》唱道：“盐客连穑拥巨财，朱门河下所藏生。乡音秦语并歙语，不问人名但问旗。”“秦语”就是陕西话，“歙语”即徽州话（歙县为徽州一府六县之一）。可见陕商、徽商，皆为扬州繁华商业主力军。据记载，当时两淮八大总盐商（即盐业公会领袖）中，西商徽商，各占其四。

　　常住扬州的陕西商人不仅经营淮盐，还将业务扩展到典当、布匹、皮货、烟酒等行业。但既占地利、又得人和的徽商异军突起，咄咄逼人，且因其“左儒右贾”的传统，文化水平普遍较高，动辄喜欢发起诉讼，与山陕商人屡屡发生商业冲突。据史料记载，在“南人”（即徽商）与边商（即山陕商人）的诉讼案中，前者往往能得到官方有利的判决，在争斗中占据上风。

　　明朝中后期万历年间编撰的《扬州府志》，记录了这种微妙的趋势：“扬州皆四方贾人，新安（徽商）最盛，关陕山西、江右（江西）次之。”

　　明朝末年扬州有名的“商籍之争”，实际上正是山陕商人与徽商之间商场积怨的一次大爆发。

　　在盐商云集的淮安、扬州二府，山陕商人因是外省入户定居而获朝廷特批拥有“商籍”，其子弟可入读淮扬二府的学校，每年还有7个不用回原籍参加科举考试的名额。而徽商的家乡徽州与淮扬同属南直隶省，按规定，其子弟不得在当地上学。

　　明崇祯五年（1632年），经徽商联名上书，巡查两淮盐政的官员上书，请求凡盐商子弟均可就地入学，获得皇帝批准。但这无形中损害了原有学籍的山陕商人的利益，引起大家鼓噪，恰好时任扬州知府又是山西人，支持同乡的抗议，此政策遂缓行。到了崇祯十六年（1643年），徽商旧事重提，“西人复大喧哗，争讼不已”，终于又不了了之。

　　直到清康熙年间（1661年~1722年），经徽商多方运作，清廷才特许在扬州“商籍”下增加7个名额，让徽商子弟就地参加科举考试。

　　“商籍之争”，历经明清两朝，前后达数十年之久，西商先胜后败，徽商终偿所愿，其实也折射出在此期间，陕、晋、徽三大商帮在扬州实力对比的盛衰变化。

　　“农商”难敌儒商

　　1644年3月，陕西米脂人李自成率大顺军攻入北京，逼得安徽凤阳人崇祯皇帝朱由检上吊自杀，但镇守辽东的明将吴三桂旋即引清兵入山海关，击败大顺军。顺便说一句，生于辽东的吴三桂祖籍“广陵首邑”高邮，也算是扬州人了。

　　这次改朝换代的战争，给扬州带来了灭顶之灾。1645年5月，清将多尔衮率军南下围扬州城，明将史可法坚守城池达半月之久，杀伤清军甚众。城破后，史可法被俘就义，多尔衮为报复大开杀戒，造成“扬州十日”惨剧，民众死80万，西商、徽商及各地商人亦难幸免，有明一代两淮盐业兴盛带来的商业繁华，毁于一旦。

　　入清以后，至康熙初年，全国形势大定，新兴的清帝国亦思恢复经济民生，以稳固统治，而盐税数额巨大，两淮盐业的复兴自然是重中之重。在清廷的宽松政策之下，为躲避战火退走的盐商陆续再聚扬州，所谓“康雍乾盛世”的130余年间（1661年~1795年），扬州盐业达到又一高峰。极盛之时，每年经扬州运销的盐达160多万引（每引折盐200~400斤），仅盐课（即盐税）一项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

　　当时之盐从海滨盐场经扬州转运到各省市场，价格可涨10倍以上。据估算，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扬州盐商每年赚银1500万两以上，缴纳盐课600万两以上，占全国盐税六成左右。这一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为全世界的32%，而扬州盐商提供的盐税就占了全世界经济总量的8%。

　　不过，此时的扬州盐业，已是徽商的天下，曾经紧密合作的陕西商人与山西商人之间貌合神离，陕商在扬州迅速衰落，只剩下大约十几家盐商，不能称帮，难成气候。

　　陕商不敌徽帮败走扬州，原因是多方面的。早在明中叶叶淇变“开中法”为“折色法”时，起家于西北的陕商，便失去输粮支边换盐引之地利，满清入主中原后，北方边患不再成为朝廷头等大事，陕商赖以成名的客观环境和经济基础已大不相同。

　　从陕商自身情况看，迁居扬州成为专业盐商后，他们虽凭长期积累的财力一度压制后起的徽商，可毕竟远离故土，西北内陆与比邻江南的淮扬，民风商俗差异太大，很难真正融入当地，而近水楼台的徽商却不存在这个障碍。

　　陕商是“农民进城”，生性质朴，虽然发财后也有过在扬州奢侈享乐的记录，但本色难改，徽商就曾讽刺他们说：“高底馕鞋踩烂泥，平头袍子脚跟齐。冲人一身葱椒气，不待闻声是老西。”

　　而徽商普遍受过教育，谈吐不俗，风度儒雅，且手腕灵活、善于交际，尤其懂得花大力气结识官员，攀附权贵，曾有“以布衣上交天子”的事迹传为美谈。盐业本来就是“官商”色彩很浓的行业，盐商时时要看朝廷的政策变化和各级盐政官员的脸色行事，时间一长，徽商凭借与官方的良好关系，逐步蚕食陕商的固有优势，最终把后者挤出扬州。　　徽进、陕退、晋转

　　后人总结，明中叶至清初约200年间，山陕盐商联手在扬州对抗徽帮，结果是“徽进、陕退、晋转”，经此一役，之后近200年的中国民间商业发展大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陕西盐商受挫于徽帮，无奈退出扬州盐业市场，却并未从此消沉，同样饱受明末战乱蹂躏的四川，给了他们另起炉灶的机会。

　　明末张献忠大西军入川，与清军激战三年，战火所及，生灵涂炭，川中人口大减。清初大量陕西人南下垦荒，形式“秦人填四川”的移民潮。头戴皮瓜帽，身披钱搭子的陕西商人，也相继入川创业。

　　陕商最初在四川创办钱庄、典当行和商号以积累资本，时人记述称“川省正经字号皆属陕帮”。雍正年间（1723年~1735年），陕商以“借地入股”方式介入川中井盐生产，“川省井盐投资秦人占十之七八”，一举成为左右自贡盐场的大型盐商资本集团，闻名后世的自贡盐业，可以说是陕商一手促成的。

　　到了清乾隆嘉庆年间（1735年~1820年），清廷对川盐实行“招商认引”政策，鼓励民间资本投入盐业，陕商由此进军川盐贩运，利用川蜀之人不懂业盐的有利时机，迅速掌控了这一行业。

　　据称，陕西商人高绍棠开办的“协兴隆”盐号，共72家分店，一直从自贡排到上千里外的贵阳，沿途可以不入别家开的盐店。而乾隆年间像“协兴隆”这类陕西盐号、盐店，在四川共有152家，仅自贡自流井一地，就有119家。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陕商集资白银5万两，在自贡设立富丽堂皇的西秦会馆，作为盐商活动中心。会馆依照地形特地设计为船形，寓意“将四川的银子运完”。此会馆当地人称为“陕西庙”，至今仍是自贡有名的文化景观。

　　此时的陕商不光经营盐业，足迹也不限于四川一地。他们意识到银钱业是最赚钱的生意，把钱庄、当铺开遍了四川、甘肃大地，且组织严密，办事认真，又实行低息经营策略，让利以吸引地方上众多公私客户。加上这些省区民风俭朴，“十当九赎，不愿当死”，陕西钱商遂聚拢了巨额财富，一度掌握着四川及兰州、西宁等地的金融命脉。

　　如成都一地，就有陕西三原、泾阳两县人开的当铺48家；清代兰州七家最大的钱庄中，有四家是西安、三原老字号在当地开的分店，后来钱庄衍化成金店，几乎清一色由陕西商人控制。

　　至于茶叶、布业、皮货、药材、水烟、木业等等，都是陕商涉足的大宗行业，尤其是西南、西北市场，明清两代，几乎都是陕商或山陕商人的天下。

　　同样失意于扬州的山西商人，几乎就此完全退出了盐业。由于山西接近京师，在满清统一全国过程中，山西商人又以财力资助，颇得新朝廷欢心。顺治初年，清政府将山西旅居蒙古富商范永斗召为内务府皇商，赐田产于张家口，委托其往来关内外，负责为皇家采购皮货等物资。

　　康熙中叶，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部封建主骚乱期间，曾组织一部分在蒙汉族商人随军，他们跟随清军，深入蒙古草原各地，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品，同时与蒙人做生意。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号称“皇商”的山西商人。

　　晋商得到朝廷额外恩宠，后来转营票号，涉足金融，上演了另一段商业传奇故事，而立足长江三角洲的徽商，则独领江南经济风骚，势力之大，一时无人能及。

　　终局

　　19世纪中叶，曾经势同水火、后来各据一方的陕商与徽商，几乎同时遭到兵灾浩劫，自此走向衰落。

　　长达十四年的太平天国战争（1851年~1864年），主要在长三角一带展开，太平军与清军反复拉锯，战况惨烈，徽帮中人命且不保，何谈经商？他们纷纷抛弃产业，撤回徽州老家躲避战乱，商业元气难免大伤。

　　1867年，陕甘发生大规模回民起义，陕西商人最为集中的渭北各县如三原、泾阳等，遭受重创，各家富室大户，几乎彻底被扫荡。随后，清廷派左宗棠等率百万清兵入陕征剿十余年，派粮征饷、捐资助剿，让陕商数百年积累的巨量财富，旦夕之间，消耗殆尽。

　　加上顾念乡土的在外陕商纷纷变卖产业，携资回来重建家园，各地陕商经营业务停顿，辉煌数百年的一代雄商，竟然从此一蹶不振，以至于渐为世人所遗忘。

　　感谢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田培栋教授、西北大学陕商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刚教授、南京大学历史系范金民教授、扬州大学商学院黄俶成教授及扬州地方文化研究人士韦明铧先生对本文采写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