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万亿存款何以启动内需

对于从这个分析面的理解，用一句老百姓最通俗的话来解释再好不过了：“谁不想让手中的钱越来越多呀！”这是一种心声，更像是一种百姓对于财富增长缓慢（相对于收入差距过大而言更确切）、生财无道的一种无奈的叹息。的确，如果说在当今中国社会还有不想让个人的财富快速增加的人的话，那也只能是欠钱的人了。每一个人都渴望将自己手中的存款转换成更多的财富，但现实的种种壁垒却一次又一次的让渴望者退却。分析界认为，是国家的种种经济改革政策主导了这场存款大战。其主要观点有三，一是积极财政政策排挤了民间资本，对民间的消费和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二是消费者信心指数下降，社会改革相关措施推进缓慢，老百姓必须攒足更多的钱来“应对未来”；三是农民收入持续走低，农民可支配收入减少。但我们细细分析看来，会发现以上观点不足以说明居民储蓄增加，内需不足的原因。

首先，几年来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并没有对民间投资产根本性的“生挤出效应”，反而由于其自身所具有的生产性，对民间投资具有了较强的“挤进效应”。所谓“挤出效应”是指政府通过向公众和商行借款以实行扩张性（积极性）财政政策，引起实际利率上升，导致民间投资由于融资成本上升而减少，从而使财政支出的扩张部分或全部被民间投资的减少所抵消的现象。按照西方大多数财政学者的观点，国债挤出效应是通过资金的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发挥作用的。从资金供给来看，从1998年4月开始到2002年我国商业银行与国有独资银行的超额准备金率均高于国家规定的5%－7%，这说明银行资金充足乃至过剩。从个人投资的角度分析，人们购买国债，并不是减少消费基金，只不过是进行一次资产持有结构的调整，导致这部分资金的使用权由个人或企业让渡给国家。因而大规模举借国债，所带来的最大问题是政府与企业，尤其是与民间企业争夺资金。而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在满足了国家举债的要求后，银行仍有充足的资金供给来自更方面企业投资贷款的需求。因此说，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没有从供给层面上排挤民间资本。从资金需求来看，我国非政府部门投资需求的利率弹性一直较低，这主要体现在：从经济运行阶段看，80-90年代初期，我国国有企业正处于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现代企业制度尚未建立，企业经营效益的提高不是企业经营者唯一的追求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利率水平的高低并不能左右经营者投资的选择。利率的提高只是增加了投资成本，进而抬高商品的价格。对于那些无力偿债的企业来说，由于不存在破产机制，企业对投资需求更加旺盛，往往是贷款规模增加而经济效益下降。1996年以来，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与完善，面对有效需求不足的买方市场环境，企业投资和扩大生产活动都比较谨慎，对货币的需求量也相应减少，因而对利率杠杆反应并不敏感。如七次降低贷款利率后，并未有效地推动企业增加投资，这说明民间投资对利率缺乏弹性。加之官定利率的存在，使得利率的变动对于非政府部门的投资不能真正产生触动作用。所以从1998年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增发国债也并未影响到利率水平，更没有提高社会融资成本，对民间资本产生“挤出效应”。从这个层面上讲，我们倒应更加肯定积极财政政策在推动我国经济近几年稳定增长，来动内需方面的积极作用。

其次，启动民间消费性支出，这的确是一个拉动内需的问题。从医疗保险到养老保险，从下岗失业到再就业困难，摆在中国老百姓面前的生活压力似乎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困难。但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只能是弱势群体社会排斥性的一种体现，毕竟我们的经济还是有了长足的发展。而对于弱势群体，我们并不能指认其生存能力的完全自身不足，这其中毕竟还有来自于国家政策性不对称造成的结构性差异，如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收入差距的拉大（未能有效的利用税收政策调控）及腐败经济受益等因素。所以，国家要对此负责。增加收入只是一个话题，本质上弱势群体（或更大的社会阶层人民）如何增加收入，如何使他们想迅速的增加微薄存款等到最大限度的增值呢？有限的收入增加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也同样不现实；提高其创收能力（从投融资角度）才是实现转变的根本。有人会对此产生怀疑，按下文所述，会有很好的答案。

最后，农民仍有很大的创收空间，收入问题的解决是要更多的靠国家政策性灵活调控，能够按市场经济的要求来提升农业生产的经济价值。农民手中的可支配的钱当然也要靠国家的政策调整来提升。所以，现在对于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所有讨论还应该说是没有了一个基础——国家对于此问题的真正市场化讨论。从当前的情况来讲，如果非要提高农村对于启动内需的作用率的话，夸张一点说，让更多的农民到城市去一趟吧，让他们学会花钱！同样这是不太可能的。其实，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农村的人口太多，相对于美国7%的农业人口，我们60%左右的农业人口数量却是显得经济太不“发达”。从这一点上看，我们要想真正让更多的农村人口为启动内需做更大的贡献，城市化道路似乎比眼前简单的急功近利的靠中央政策提升农民收入更有现实、积极意义。

问题的实质凸现开来，对于居民存款的攀升、内需的持续低迷不起，更多的还是来自于关于经济市场化进程的问题。我们的市场化利率何时启动，社会养老基金管理、失业保险基金何时步入正规市场化缴纳，农村体制改革何时体现市场经济价值，国家宏观调控何时不以行政命令形式、而改用政策信息传到方式，以此等等关于“何时实施”的经济市场化进程才是解决问题的主旨点。种种问题之中，有一个问题，我想倒是可以尽快提上解决的日程：提供经济信息服务（扩大投融资渠道），让更多的百姓懂得投资，让更多的银行存款有一个投资的方向。“我们想让手中的钱增值，但是我们不懂的怎样做才会增值”，这是更多的中国百姓的心声对白。

的确是这样，让钱生钱是所有人的渴望（除去欠债的人不想让自己的债越欠越多），但并不是所有的百姓都精通此道。更确切的说，在当前的中国社会，更多的人不懂得什么是股市、债市、期货、期权和共同基金、炒汇，也不真正懂得什么是投（融）资、股东回报等更多的钱生钱的方式方法。虽然我们的股市号称“全面炒股”，但其实质却是机构在“骗”老百姓的钱。因此，我们又如何能让老百姓在本身就不太客观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去投资、消费，去拉动内需呢？不现实，更不尊重市场的价值。这个层面笔者确认为不应一味的只追寻国家经济政策的原因，更重要的问题是，在我们的市场已经打开的条件下，经济活动的主体又做了些什么呢？我们不能只靠国家为我们指点经济发展的道路，告诉我们该消费了、该启动内需了。市场相信的是价格，是投资回报率，任何时候我们的经济活动主体——企业（特指金融服务性企业）必须能够公正承担起这种价格传导者、投资利益驱动着的角色，让更多的个人了解和参与经济价值再创的循环体中来，并让更多的人能够从中获益。而我国当前的问题恰恰在于此，在本来就较少的投资方式选择上，又没有什么专门的金融服务机构提供一种全方位的投资服务（从理念、投资方式的选择到最终的投资收益），让百姓手中的人民币转化为现实的“内需启动器”。证券公司、投资公司的经营方式及内容还是过于传统，更多的中国股民浮在其中，并不知真正的投资价值所在。北京会出现排队购买国债的现象，那也只不过是相对于持续走低的银行利率而言，人们简单的对比得知国债的收益略显其高，这其中并没有什么投资的理念贯穿其中。但我们还是要肯定，这是一种思维上的进步，这同样也让我们看到，中国的百姓对于投资获益的渴望是多么的强烈（据计算2002年5月发行的记帐式国债的年利率已低于同期银行储蓄存款利率，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近期银行存款剧增的原因）。我们的百姓还是在投资的夹缝中寻求可能自己懂得的让手中的钱增值的唯一办法，我想只要给予他们足够的知识技能传授，合理的投资引导，提供足够诚实可信代理投资服务，中国百姓的钱是可以安心从银行中提出来的，我们的内需也会因为财富的增加活跃起来的。

国家做些什么呢？让百姓能够有一个更加自主的市场经济环境，有效行使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为市场经济提供一个公平、公正的投资环境是重中之重。法律当然是一把利器。万事以法律当道，不但可以很好的解决问题的争端，还能够树立一种公众参与市场经济的信心，活跃市场。应该说，对于法律化的市场经济，在今天这已不是一个话题或争论、研讨的焦点，让我们尽量少的从政府寻租中获取经济利益，更多的从市场公平竞争中获取价值分配，内需启动便不会因银行存款而生。还是这样一种观点：推进市场化进程，让更多的人参与市场经济中来，获取收益、增加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