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加入WTO后要实现数量到质量的增长

　　提要：PNTR的通过标志着中国加入WTO的进程有了重要突破。好处有三：在未来五年进行金融系统调整时，中国将能依靠贸易来实现经济增长；可以降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促使中国朝着规范化的方向发展。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要从数量增长转向质量增长。
　　贸易与政治相分离
　　中国加入WTO的最后一道障碍于5月24日解除。象其他WTO成员一样，美国国会最终批准了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即PNTR。这一轮投票有重大意义。它标志着贸易分歧的解除。中国领导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当中无须特别担心政治方面的结果。
　　中国加入WTO有三个好处。第一，在未来五年进行金融系统调整的时候，中国将能够依靠贸易来实现经济增长。由于此举可能会引起贸易顺差，大量的国内储蓄不可能通过脆弱的金融系统实现最优的配置，所以该种策略会使其贸易伙伴不时的产生不安情绪。
　　第二，将贸易与其他问题相分离会阻碍中国全球化的进程。全球化能够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中国仍然处于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与发达国家的信息、贸易交流都能够加速经济的增长。同时，全球化使中国在贸易限制的状态下更容易遭受到国外竞争力的冲击。加入WTO将能降低这种风险。
　　第三，全球化进程能促使中国经济朝着规范化发展。中国是个拥有组织管理严密权利机构的国家。在这样一个系统中要实现这个转变，显然按步就般的方法不是非常有效。全球化进程就为渐进、平和的实现这种过度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当外国公司在中国开展业务的时候发现中国的法规以及惯例与WTO不符的时候，他们将会提出异议。而政府随后就可能建立一套全新的规则和制度来回应这些异议。如果以这种方式来解决争端的话，我们相信在5-10年之内中国一定能拥有一套健康的体系。
　　质量增长必须取代数量增长
　　在过去20年中，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的增长。官方统计显示，1978-99年之间的实际GDP有583%的增长。人口增长31%，该阶段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422%的改善。但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统计都不准确，实物生产数据显示经济不会发展到该种程度。工人人均购买力将近翻了四番。
　　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的底子薄。在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之前，消费一直处于被压制的状态。投资决策非常简单。数量及价格都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例如，80年代电冰箱的产量有155倍的增长，而90年代只增长了160%。其他家用耐用消费品的增长趋势也是如此。由于起步较高，谷物和能源生产增长表现的更加低下。
　　如果体制不能做到非常有效，由于价格下降会对金融体制造成一定的破坏，数量型经济增长最终会停滞下来。而质量型经济增长模式意味着任何投资决策都是以利益为驱动的。这就需要中国实现从以关系为基础的体制向法制化体制的转变。以关系为基础的体制曾经有利于扩大生产能力。在过去几十年中也确实建立了不少的高楼大厦。如果区域法律和外界审查制度行之有效的话，这种增长还可能更长久一点。同样的，在投资者和地方政府的讨价还价过程中也建立了很多的商店和工厂。在过去三年中，该机制并没有发挥良好的作用，而且也不可能恢复其效力。
　　防碍以关系为基础体制发展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摊子过大。在这样的机制下，投资者不得不承担高风险的费用。通过保持定价权，过去的短缺被风险费用所弥补，效率不高的影响就转嫁给了消费者。由于短缺，效率低下就必然导致投资水平偏低以及银行系统中大量的不良资产。
　　1997-99年亚洲危机之后，政府意识到不得不控制银行系统中的不良资产。1998年，它试图在国有部门实施改革，但是改革效果不尽如人意。主要的原因在于国有部门相互渗透，阻碍了改革的过程。1999年，政府决定加入WTO可能会是一个改变这种机制的一个良好途径，它可以带来国际竞争力。
　　没有代价也就不可能获得成功
　　在调整阶段，中国可能经历了相当的苦痛。关税的减少以及进口配额的取消都可能造成重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的通胀紧缩压力。国有企业可能要更多的裁员。为了确保在更大的竞争中求得生存，服务部门可能也需要做“瘦身”运动。国有企业仍然雇佣着约1亿工人。这样的企业到底需要多少雇员现在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加入WTO以后，外国直接投资以及出口是两个主要的增长点。在减少了所有权人的身份限制之后，服务业部门应该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同样，中国能够向欧盟出口更多的轻工业制成品，原因在于欧盟不能够再象以前那样对进口中国的商品征收配额了。
　　很难估计通胀紧缩和通货膨胀作用的大小。其他国家的结构调整经验也表明阵痛要远远大于最初的所得。未来五年中，阵痛与收获的平衡将有利于后者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的开展结构性改革。适当的社会安全体系对于保证社会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认为建立这样的一个体系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售卖国有资产。税收体系还不是很完善的。政府确实拥有数量可观的资产。电信资产价值约3000-4000美元。土地以及公共房屋价值约2000-2500亿美元。这两部分约占GDP的50-65%。银行系统中的不良资产使政府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是综合所有因素，政府的净负债可能也不是特别大。因此，能够使其资产负债表保持平衡，并且能够逐渐认识到在转型阶段中，为了满足社会福利方面的需求，资产在资本市场中的价值。政府所能提供的资金总量足以应付结构调整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