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配额时代”，来的不止是利润

　　时近年关，纺织品生产商、中介代理、货运商、远洋轮船公司、商业银行等机构却顾不及盘点各自的年度业绩，都卯足劲欲挤来年的出口“头班车”。

　　明年１月１日，《纺织品与服装协定》（ＡＴＣ）寿终正寝，全球纺织品贸易即将进入“后配额时代”。本来，配额一经取消，该叫“无配额时代”，用“后”字取代“无”字，不是用错了词，而在于直接的配额取消后，尚有“两大障碍”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纺织品的实际出口量。

　　“两大障碍”包括：《企业社会责任标准》（ＳＡ８０００），它限定输出国的出口利润必须是“干净”的，不能以压榨劳工收益、降低劳保成本来直接或间接增加出口竞争力；进口国还会视情况启动符合ＷＴＯ规则的“特保机制”，阻止输出国的产品过量涌入。

　　由于许多企业把“后配额时代”的第一仗选在欧洲，欧盟已放言：一要建立针对部分纺织服装产品进口数量的监督体系，对严重扰乱市场的恶性竞争行为提前预警；二会随时启动“特保机制”适度进行干预。

　　毫无疑问，对中国保持“警惕”的还有南美、东南亚等地区。据上周五的《东方早报》消息，由于成本优势使然，未等ＡＴＣ取消，已有大把订单从中南美洲及东南亚各地转移至中国内地，甚至劳动力成本同样低廉的孟加拉国、柬埔寨等地，则难以狙击“订单流失”。各种信息显示，不光是欧盟及北美，全球范围内，各地区均对中国纺织品主导全球出口市场的必然态势表达了担忧和惊恐。

　　此前，尽管有ＡＴＣ“挡道”，中国纺织品出口的势头仍锐不可挡。２００２年，纺织服装出口为６００亿美元；２００３年，上升到８０５亿美元，今年前１０个月，更是突破１０００亿美元大关。国际纺联对“后配额时代”作了预测，认定在明后两年间中国纺织服装占全球出口市场的份额，“悲观说”是占４０％；“乐观说”则有可能占到６０％。

　　ＷＴＯ的确是个好东西，它将意识形态纷争和地缘政治对国际贸易的影响降至最小化，从而把成本、质量、价格等决定贸易竞争的市场因素发挥到极至。当融入贸易过程的政治、文化因素越来越小时，正常的市场因素就成为国际贸易的主导因素。入世刚走完３年，中国在越来越多的贸易领域凸现出比较优势，就属颇具说服力的证明。从国家层面上看，“一国产品占有率是一国国家地位的经济象征”（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语）；从政治层面上看，开放是当今时代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惟一理性选择。

　　表面上，市场经济在某种程度上讲究“实用哲学”。你的东西只要做到价廉物美，输出到哪里，哪里的买家包括消费者，一般都会理性地放弃“抵制Ｘ货”的僵化信条。诚然，在许多时候，由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竞争存在甚至“你死我活”，受市场容量的增长是个常量的提前条件所制约，你的出口额度增长过快，势必影响到别人的出口额度，但这是没办法的事，因为竞争本身建立于彼此都认同的规则之上。

　　此外，你的产品比进口国的同类产品更具比较优势，当然会对进口国的同类产业形成挤压。但是，只要竞争建立于彼此遵守规则之上，这也是对手必须坦然面对的事。

　　上述两种“对别人的影响”，说到底只是一种暂时的或阶段性的影响，它们都将迫使对手在国际经济分工中调整自身产业定位，或对现有产业进行技术升级，重新确立各自的比较优势。可见，市场经济乃至国际贸易，都建立在“经济哲学”高度理性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之上。

　　由现状预测近期，取消ＡＴＣ必使中国大受其益。但从总体上，这个“益”不是来自某些学者所抨击“恶性价格战”，而是来自国内纺织服装生产具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和“最高的配套水平”，一张５００万美元的订单，从设计、面料、线、纽扣……直至商检、报关，３天之内即可搞掂（绍兴一企业老总语）。

　　可见，取消配额，更大程度地开放市场，所有的利益相关方都能从中受益，从某个时间节点观之，无非是受益的快与慢、多与少而已。尽管，在一定时间内，国内纺织服装企业难免会出现“内部厮杀”，但它一定是阶段性的。开放是建立有序竞争秩序的基本前提条件，在此过程中，国内企业得到的远不是利润，还必然包括企业社会责任伦理植入企业，并逐步养成对市场正当竞争规则的敬畏和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