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过渡期”呼唤大国意识

2001年底，世贸组织多哈部长级会议决议接纳我国加入，我国对外经贸由此步入环境相对公平的发展新阶段。由于人口最多、贸易额名列前茅且快速增长的中国加盟，世界贸易组织名称中的“世界”二字更加名副其实。
时光倏忽，3年转瞬即逝。入世之初的亢奋早已消逝，取而代之的是对成败得失的冷静审视，特别是对已经出现的偏差的理性思考。惟其如此，中国才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发挥应有的大国作用和力量。

盘点3年“过渡期”：中国与世界实现双赢

我国对入世承诺的履行情况得到了世贸组织的公正评估，甚至一向对贸易伙伴极为挑剔的美国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政府在履行国际承诺方面的信誉。货物贸易领域的开放度自不待言，就是在离发达国家期望值最远的金融服务业部门，迄今我国监管部门也已经批准了20多家QFII（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其投资额度超过30亿美元。
加入世贸组织，我们收益几何？除了纺织品服装贸易之外，短短3年时间还不足以导致我国经济生活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但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国已开始为入世所付出的辛劳收获补偿：
——外贸发展速度显著加快。从正式入世后的2002年起，我国外贸猛然提速。2002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增长21.8%，出口增长22.4%；2003年，经受了非典的意外冲击，我国进出口总额增长37.1%，出口增长34.6%；2004年，我国累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35.7%，在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困扰下，出口同比增幅仍然高达35.4%。
——应对贸易摩擦的被动局面有所改观，我国出口企业和劳工在多边框架下获得了比单纯双边框架下更多的保障。2002年3月，在席卷全球的钢铁贸易战中，我国政府一方面向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起诉并最终胜诉，另一方面及时采取钢铁产品进口保障措施，防止美国实施“201条款”所触发的“贸易转移”冲击我国国内钢铁市场秩序。更为突出的是，全球纺织品服装贸易配额从2005年1月1日起取消，中国纺织服装工业可望成为最大赢家。
——中国开始在多边框架下积极参与制定国际经贸规则。在2003年的坎昆会议上，正是在中国的积极参与下，发展中国家集体抵制了美、欧炮制的无视发展中国家权益的农产品贸易方案。在200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同样是在中国的积极参与下，发展中国家成功迫使发达国家成员在农业问题框架协议中承诺最终确定取消其农产品出口补贴的日期，同时在初期把所有扭曲贸易的国内支持削减20%，并承诺对最不发达成员和新成员的待遇作出相应的灵活安排。
——许多国内产业已经初步经受住了市场开放后更加激烈的国际化竞争而日益发展壮大，金融等国内产业部门正在厉兵秣马加紧准备应对市场开放，其成绩令人刮目相看。

迎接“后过渡期”挑战

毋庸讳言，我国在执行入世承诺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这样那样的偏差，如某些意见一味强调“与国际惯例接轨”，却忘记了本国利益的主体性，忘记了所谓“国际惯例”体现的通常是发达国家的意志和他们的利益，而我们的一切行动最终只能立足于我们本国的利益。再如，某些地方、某些部门对所谓“国际惯例”不分良莠全盘接受，甚至有些外商在中国的诉讼案件中直接以世贸组织条款为其法律要求的依据，而负责审理的中国法官竟然接受。他们似乎忘了，任何国际法必须经过中国政府的认可并本地化之后才能在中国应用，等等。所有这一切偏差，都需要我们在今后的日子里逐一矫正。
虽然迄今我国入世的正面效果明显超过负面效果，但这在一定程度上来自我国入世的良好时机，或曰“运气”，因为从我国正式入世的2002年起，世界经济已开始走出萧条，复苏势头日益强劲，从而为我国入世后出口贸易的迅猛增长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进入“后过渡期”，意味着我国关税和市场准入门槛将大幅降低、直至最终兑现入世协议书的全部承诺。在此过程中，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当务之急都是尽快完成结构调整，增强自身实力，迎接在更加开放的格局下更加激烈的国际化竞争。此外，政府和企业应当掌握运用国际规则的艺术，最大限度地利用其为我所用，政府还需要加快掌握、熟悉间接的经济调控手段。
在进入“后过渡期”的关口，必须重申，我们的一切行动最终只能立足于我们本国的利益。什么样的策略最符合中国利益？这包括被动策略（或防御性策略）和主动策略两类，前者是面对既有的规则根据本国利益加以取舍，意在维护本国利益；后者则是主动引导确立符合本国意愿的规则，意在促进本国利益，促进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维护”与“促进”并不完全等同。
在世贸组织体系中，我们不仅需要培养维护本国权益的防御意识，更需要培养主动的大国意识。如果说前者体现了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需求，那么后者就是我国作为一个新兴自信、负责任大国所必须承担的责任。片面的防御性策略容易形成扭曲的“受害者”心理，积极的主动策略则有助于形成平和、宽厚的大国国民心态。在较低的层次上，我们不能总是消极地应对别人制定的规则，那样在国际经济角逐中永远无法摆脱被动处境；在一个较高的层次上，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只有积极主动、有条不紊地参与乃至主导制定国际规则，才能对整个人类的福祉作出我们应尽的贡献。
在国际体系中，中国以其幅员、人口、国家凝聚力、文化感召力而注定要发挥大国作用。如果说中美关系正常化、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标志着国际体系对中国政治大国地位的认可，那么中国入世就标志着国际体系开始认可中国具有现实和潜在的经济大国的力量。一个具备了大国力量的国家究竟能否赢得大国的相应待遇，究竟能否发挥与大国身份相应的作用，取决于她的国民是否具备明智而坚定的大国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