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资过分依赖 “中国奇迹”面临的新挑战

一则引起争论的新报导

　　在过去几周内，我们收到了大量的来信，关注著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乔治•吉尔波最近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国奇迹背后的神话》，原文发表在2004年7-8月的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上。我们认为，这篇文章非常值得一读，但是文章提出的观点却需要推敲，其论述也有待商榷。

　　吉尔波提出的观点有两个方面。首先，对美国制造业造成的所谓“中国威胁”被过分夸大了，就美国自身的利益而言，最好的办法是进一步扩大中国大陆的相互往来，而不是退避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堡垒中。

　　其次，文章指出，中国的“经济奇迹”并没有产生什么世界一流的企业，反而面临着重大的危机。因为同周边的地区相比，中国大陆在技术上是一个落伍者——与日本、韩国或者台湾不同，中国的情况更接近于印度或巴西。

　　这是为什么呢？吉尔波先生提出了下列论据：

　　* 中国的出口商品大部分是由外资企业生产的，这些企业极其依赖进口设备和技术。

　　* 中国经济的国有成分和地区市场的彼此封闭，妨碍了国内公司引进新技术和提高生产力，也就是说，大陆的公司正在失去他们在国内的竞争优势。

　　* 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经济更加注重发展本土科技，因此能够夺取更高端的市场。我们的看法

　　首先，我们同意吉尔波的第一个结论。我们一贯主张，中国大陆同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是互利互惠的；发达经济的工人并没有过度地受到来自中国的竞争威胁；迅速扩大的中国进口市场也将成为区域经济增长中的一个关键的长期推进器。

　　然而，我们并不同意他的第二个结论，即中国未来的竞争力要比相邻各国弱得多。有很多研究已经指出，在出口方面中国对外资企业的确存在着巨大依赖——但我们认为这是一种障眼法，没有关注到问题的实质。同时，在宏观层次上，并没有数据显示中国大陆的公司在国内市场的份额正在被国外竞争者蚕食。还有，从贸易构成的角度来看，现在的中国大陆经济其实也没有背离韩国和台湾在几十年前的发展轨道。

　　换言之，中国尽管有自己的特色，但依然属于东亚的“群虎”之一。如果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中国不能实现同样的动态增长，并取得类似的产业成就，我们反而会感到惊讶。在我们看来，中国的发展既不会成为一个奇迹，也不会变成一种威胁——它只不过是又一个迅速增长的亚洲经济体而已。

　　论据一：中国的商品出口是否来自外资企业的问题重要吗？

　　首先，关于中国大陆的大部分出口商品来源于外资生产商这一说法显然是真实的。外资企业的出口商品占全部出口商品的比例，从中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外资企业出口商品的份额在稳步上升。实际上，到2003年底，已经有将近60%的出口来自外资生产商（其中包括了所有同中方合资的企业）。　中国出口商品对进口投入的依赖同样很高。图2显示的是，在中国的出口加工商品中，国内投入所占份额的估计值（包括本地的资源消耗、工资和利润）。【注释：我们并没有所有出口量中本国投入份额的统计数据，但图2的数据是具有代表性的，因为加工贸易和再出口的货运量达到了中国出口商品总量的50%左右。】这里我们可以再次清楚地看到，在大陆的加工贸易产值中，几乎有80%来自于进口元件和材料——在过去五年中，由于中国出口商品的总体技术水平得到提高，国内投入品所占的份额实际上还降低了。

　　现在，让我们来问自己一个颇有意思的问题：上述的哪一张图表更为重要？

　　大多数观察者或许更关注图1中外国企业所占份额的变化，它所反映的事实非常简单明了。但是，中国出口的商品究竟是外资企业生产的还是内资企业生产的，这个问题我们为什么非要关心不可呢？请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有人也许会说，资产的所有者有权占有企业的利润啊——其实，利润只占整块蛋糕中非常少的一部分，依据中国提供的相关数据，也许只有整个出口额的3%。实际上，对于经济发展来说，真正要紧的问题是谁获得了投资和工作机会，从图2中可以看出，它们占了全部出口额的17%（= 20% - 3%），形成了国内经济中的净需求。

　　退一万步来讲，即使国内的公司完全没有竞争力（这个话题下面还将深入讨论），也没有理论可以否认：只要就业和投入品来源于国内，哪怕仅仅依靠国外资本，一个国家的经济依然可以获得繁荣。

　　所以，我们认为图2所表述的内容才是更重要的事情：不管企业归什么人拥有，在全部的出口额中本地投入的份额正在下降，而不是上升。换句话说，把注意力放在外资企业身上是不对的，但是，中国的制造商（不论是外资的还是国内的）并没有成功地实现引进技术的移植。从出口的角度来看，这的确让人感到怀疑：同其他各国相比，中国经济仿佛正在落伍。

　　论据二：国内公司是赢家还是输家？

　　中国经济是在落伍吗？外资公司可能占据了中国出口市场中最大的份额，但是大家得记住，出口只占整个大陆工业产值的1/5（在服务行业所占的份额还要低得多）。

　　此外，与通常的观念相反，出口产业其实并不是中国最先进的工业部门。实际上，中国大陆的出口商品主要集中在低档的、劳动力密集的产业，诸如纺织、玩具、体育用品、日用品和电子加工产品。相反，国内工业则包括了生物技术、医药、汽车、石化和其他许多资金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如果你想看看中国国内的公司同国外企业的主战场——或者是更为重要的，本地企业和进口产品之间的主战场——这才是真正的地方。

　　在这里，吉尔波先生提供了一系列微观数据来说明中国公司正在被世界先进企业甩开。特别是，某些调查表明，中国公司的研发开支与世界同行相比只占很小一部分；中国公司没有致力于进口技术的本土化；地方市场的分割阻碍了国内公司沿着产业链实现规模化发展，鼓励了效率低下的跨行业扩张；在重要的高科技领域，外国公司掌握着很高的市场份额，等等。

　　但是，宏观数据却描述了一个迥然不同的图景。在关注国内经济时，我们发现，在过去八年中，外资企业稳定地保持了大约20%的市场占有率，进口产品的份额则稳定在10%左右，且波动极小（见图3）。尽管加入WTO给中国带来了明显的进口自由化，但国内企业的市场份额依然保持了稳定（而且，由于不断兼并原来的国内生产企业，外资企业的统计数据理应是有所高估的）。　我们对以上的统计数据的准确性持有保留意见，但是，另外一份关于所有工业企业的毛销售利润的对比也表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有着非常相似的走势（见图4）。

　　简而言之，宏观数据表明，虽然中国公司可能不像一些支持者所鼓吹的那样拥有超强的竞争力，但在急速的全球化趋势和外国竞争带来的压力面前，他们至少是成功地保住了自己的市场领地。

　　论据三：中国真的如此与众不同吗？

　　我们要面对的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是：与日本、韩国和台湾的早期发展阶段相比，中国大陆真的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类型吗？中国毕竟有着一个严重依赖进口的贸易部门，外资的渗透率偏高，它在本地化方面做得似乎比较拙劣，也缺乏知名的国际品牌，所有这些都使得中国大陆的经济与那些充满活力的“亚洲公司”有所区别（“亚洲公司”，Asia Inc.，是20世纪80年代时对亚洲北部地区的出口商的通行称呼）。

　　但是，更深入的考察却显示，当时的“亚洲公司”与今日的中国居然出奇地相似。我们曾经在1月份的一篇文章里对此进行过详细分析（《老虎，还是虎崽》，参见1月26日的《亚洲每周焦点》，Asian Weekly Focus），这里再对其中的某些关键图表做一番回顾。

　　图5所显示的是多年以来中国对外贸易的部门结构，各部门的数据是进出口抵消后的净额。该图所表现的数据非常符合上文描述的情况：出口严重依赖低档的轻工业产品，原材料和机械产品的进口不断增加，此外，尽管电子产品出口总量迅速扩大，但在发展国内的高科技产业方面却进步甚微。

　　请再看图6，它显示了韩国和台湾的出口结构的历史平均值。我们从中能发现什么呢？正好是同图5一样的状况。其实，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这些亚洲“虎”的出口结构与当今中国的情况基本上是一样的：同样是数量巨大的机械和设备的纯进口，以及低端产品的出口，而且，即使加工和装配贸易的增长十分迅速，它们却并没有真正实现电子技术的专业化生产。

　　实际上，直到中国赶上来，承担了大多数轻工业产品制造的任务之后，韩国和台湾才得以把劳动力转移到更高端的产业。逐步放弃低端商品的出口，扩大在电子和机械产业中的本土份额——这已经是它们的经济在走上高速发展之路25年以后的事情了。

　　另外，有一个经济体不符合这种发展模式，那就是日本。在当初重返世界经济体系的时候，日本已经是重工业设备的一大净出口国，其轻工业产品的出口也在迅速下降。其实，大致来说，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的净贸易结构已经达到了30年之后所实现的水平（详细的图表参见1月的《亚洲每周焦点》）。

　　然而，这个差别所反映的事实是，日本在本质上是一只与其他后起的亚洲国家极其不同的经济动物，它根本不属于“亚洲虎”的类型。与德国一样，日本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崛起的高度发达和资本化的经济。因此，在为亚洲的其他国家提供经验教训的时候，日本的历史并不是一个良好的参照。我们应该感到忧虑吗？

　　我们的最终判断是，尽管人们对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有所担心，尽管国内的经济体系存在市场分割状态，尽管世界人士怀疑中国的发展特点与其亚洲邻国有所不同，但是，正如过去二十年间韩国和台湾所经历的那样，中国大陆还是会逐渐减少对高科技的资本产品的依赖，并且最终成为一个净出口国。

　　可是，如1月份发表的报告所示，我们预计这一结果并不会很快实现。事实上，考虑到中国国内经济的全貌，考虑到大量隐性失业的农村人口，那么在向着更高端的贸易分工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大陆可能要比韩国和台湾花费更长的时间才能“转过拐点”。这与本国企业与外资企业在微观层面上的竞争力对比、以及中国政府推行企业改革的能力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只不过是关于比较优势的老规律在起作用罢了。

　　最后，我们把话题又带回到《外交事务》所发表的文章上来，因为上述的总结意味着吉尔波先生的第一条结论是正确的：发达国家不必担心中国经济的崛起所带来的“威胁”，而应当充分利用这样的贸易良机来收获更多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