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的教育思想

王充（公元27年——约97年）字仲任，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东汉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出身“细族孤门”，６岁开始识字，８岁入书馆学习。18岁“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不肯严守师法家法。因家贫无钱购书，他常到洛阳书肆里读书，记忆力特强，过目成诵，因此博通了“众流百家之言”。离开太学后，曾两次出任过小官，皆因为人耿直，不愿趋炎附势，结果辞职还家，一边教书，一边钻研学问，从事著述。60岁时曾被杨州刺史董勤辟为从事，后转沿中，63岁即辞官归里，著书、教授终生。他的一生，都不与时苟合，对当时流行的充满谶纬迷信的神学化儒学持批判态度，也反对只记诵章句，训校文义的学风。他著述甚丰，有《讥俗》、《政务》、《论衡》、《养性》等，但流传至今的只有《论衡》一书。

　　（一）论人性和教育作用

　　王充认为，人性具有差异性和可变性。他说：“论人之性，定有善有恶”，“人之性，善可变为恶，恶可变为善”。人性的差异并非天意，而是自然因素影响而成的。他认为生来就善或恶的人很少，绝大多数是中人，中人之性则可以通过教育使之定型。他说：“夫中人之性，在所习焉。习善而为善，习恶而为恶也。”又说：“善则养育劝率，无令近恶，恶则辅保禁防，令渐于善。”也就是说，性可教而为善，只要有适当的教育，天下无不可教育的人。

　　王充认为，教育在发挥社会作用时具有隐效性，礼义教化似乎不能为国家增添财富和实力，教育的社会效益是间接的，往往被一些缺乏远见的人所忽视。王充指出，从社会、国家的角度说，学校教育的作用在于维持纲纪伦常，激民向善，这本身就是最大的效益。教育对社会作用在于经过“圣教”渐化熏陶而使受教育者“文才雕琢，知能十倍”，可以为国家“任卿相之用”，也可以以借“仁义之力”来改造社会。

　　（二）论理想的培养目标

　　王充把当时的人才归纳为儒生与文吏两大类，儒生是指有一定经学造诣的学者，文吏则是指虽无经学造诣、但有丰富官场经验的官吏。他认为文吏与儒生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文吏以事胜，以忠负；儒生以节优，以职劣。”但从总体而言，儒生优于文吏。因为儒生自幼“被服圣教”，受纲常伦理的熏陶，并有治国之道的研究，而文吏“无篇章之诵，不闻仁义之语。长大成吏，舞文巧法，徇私为已，勉赴权利。”他批评当时重文吏、轻儒生的社会风气，认为这是社会政治腐败的一个根源。

　　对于儒生，王充也把他们分为四个层次。他说：“故夫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他的培养目标，第一是“鸿儒”，因为鸿儒能精思著文，具有独创精神；第二是“文人”，既掌握古今知识，又能从事政治工作，敢于向皇帝上书言事；第三是“通人”，能博通古今，虽缺乏实际从政的经验与能力，“而以教授为人师者”；第四是“儒生”，只能说一经，犹如鹦鹉学舌背诵经书的章句之生，这种人只比俗人强一点，对社会没有多大的用处。

　　（三）论教学

　　1．关于教学过程

　　王充以为教学过程包括“见闻为”的感性认识和“开心意”的理性认识两个阶段。

　　首先，他强调人的感性认识的重要性。他指出，“闻见”是圣人积累知识经验的基本手段。闻见有两层含义：一是留心周围事物，注意积累生活经验；二是广闻博览，通过书本或其他间接途径吸收他人的经验和思想，接受间接知识。王充认为，教学中首先要依靠耳闻、目见、口问、手为，直接接触客观事物，这是认识的最根本的条件。 

　　其次，王充指出，教学不能停留在“见闻为”的感性认识的阶段，这必须把感性认识加以深化提高，上升到理性阶段。他说：“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开心意”。所谓“开心意”，就是要求开动脑筋，进行理性思考。这样才能“知一通二，达左见右”，也才能分清是非，判定真假，“订其真伪，辩真虚实”"。

　　2．关于教学内容

　　王充作为古文经学的思想代表，仍把儒家经典作为学校教育的基本内容，他强调“文人宜遵五经六艺为文”。但他反对墨守儒经章句，主张遍览群书，涉猎百家之言。因为百家中有“圣人之言，贤者之语，上自黄帝，下至秦汉，治国肥家之术，刺世讥俗之言备矣”。它不仅能“使人通明博见”，而且可以改良当时的政治。

　　3．关于教学原则和方法

　　（1）“诠订于内”

　　王充指出：“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空言虚语，虽得道心，人犹不信。”所以他强调认识事物既要“信闻见于外”，又要“
诠订于内”。诠订有各种途径，而最重要的是实践。他说：“事有证验，以效实然”，这就是说，认识和理论必须符合客观事实，必须通过实际效果来检验。这是王充的基本的教学方法论。

　　（2）学用一致

　　王充主张学习知识是为了应用。他说：“凡遗通者，贵其能用也。即徒诵读，读诗讽术，虽千篇以上，鹦鹉能言之类也。”他强调把学到的知识加以融合贯通，运用于实际，解决问题。

　　（3）“距师”与“问难”

　　汉代儒生治学，好“褒古毁今”、“信师是古”，造成教育空气沉寂，学术枯萎。尤其是在教育管理上，恪守师法家法，造成学者知识面狭窄，思想僵化，“前儒不见本末，空生虚说；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故”，结果是以讹传讹，谬种遗传。因此王充有针对性地提出“距师”。他说：“凡学问之法，不为无才，难于距师，核道实义，证定是非也。”他主张破除对教师、对古人的迷信，敢于问难求解。即使对孔子、孟子之言也不可盲从。王充指出：“苟有不晓解之问，迢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划孔子之说，何逆于理？”这种提倡独立思考，反对盲从和迷信的教育主张，在一定程度上起着思想解放的作用。这是王充教育思想中最有价值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