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二元结构根深蒂固 中国城市化遇制度难题

凤凰卫视4月25日消息 中国城市化遭遇制度难题，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同时，庞大的人口就业问题和土地资源、水资源问题亦很突出。从长远角度看，这三大问题不容忽视。

据香港文汇报援引瞭望新闻周刊报道，据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研究员分析，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的国家。城乡体制有很大差异，如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城乡不同的税制结构、不同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同的金融服务等。这种二元体制的背景使得城乡之间的转型，即农村人口进入城市，遭遇到很多体制性问题。这种转型过程可能是漫长的，因为中国的这种二元结构体制太根深蒂固。这是我们面临的第一个大问题。

其次，中国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目前中国处在产业结构的变动期。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空间在缩小，产业结构在升级，重工业发展在加快。而这种重工业产业结构对劳动力的需求没有鞋帽等行业的需求大，这就带来了城市化进程加快与大量的农村剩余人口和庞大的人口基数的矛盾、摩擦。我们能不能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来转化这1.8亿农村剩余劳动力，是我们面临的又一个巨大难题。

土地始终是农民的保障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的特征，决定了中国必须有稳定的和一定规模的耕地作为生存的条件。城市的扩张必然要增加城市用地，要以占用农村土地为前提。这就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农民没有土地可以进城，关键是农民进城必须有足够的就业岗位；第二，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必须有充足的粮食储备，不能全部靠进口。如何用有限的土地生产出足够的粮食，是亟须解决的一个大问题。另外，进城农民工只要还没有稳定的职业和固定的居所，那么土地仍然是他们最终的保障。

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牛凤端研究员认为，基本问题如城乡二元结构、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土地资源稀缺等问题的解决要通过制度的改革来完成，而非朝夕之功。

从中短期发展看，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首先，城市产业支撑不足的问题。造成产业支撑不足的原因，一是一些地方政府急功近利，把城市化作为一种出政绩的「造城」运动，其结果就是城市造起来了，产业垮掉了。

第二，土地问题突出。城市化资本的积累相当程度上是通过非市场化的方式以低价征用土地得来的。被征用的土地价格偏低，降低了城市化过程中的土地成本，无形中加剧了城市的扩张，也造成大量的占用耕地，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同时，大量征用土地造成大批的失地农民。土地如何换社保，使失地农民进入社会保障体系，这应是当前亟须研究解决的突出问题。

人口流动社会问题大增

第三，进城农民工问题凸显。按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统计，进城农民工有8,800万，占全国流动人口的70%以上。进城农民处在一种流动的边缘状态，这也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如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等。

第四，城市建设过度扩张。有些城市过度投资，超越了城市现有的发展水平，也大大抬高了农民工进城的门槛，使得城乡二元化进一步加强。

最后，生态问题严重。随着城市发展、人口的增加，城市的资源供给开始紧张，环境恶化，交通堵塞、空气质量下降，而城市的废气、垃圾增加，生态状况堪忧。

城市化速度倍于全球

根据世界城市的发展规律，当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的时候，城市化的进程进入成长期，超过3000美元时，这个地区或者城市的发展将会进入高速增长期。我国2003年人均GDP已经突破了1000美元，在城市尤其在特大城市，人均GDP已经突破了3000美元。这就意味着城市化进程已经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期。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是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共同推动的结果。

「十五」期间，是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时期。城市化进程的速度达到同期世界城市化进程速度的两倍，我国的城市化率由1995年不到30%，提高到2000年的37%左右，2004年达到41%，平均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城市化程度仍然很低。因此，必须加快城市化进程，解决好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解决好「三农」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大都市圈正在发育，如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唐；内陆地区有武汉、长沙、南昌的三角地带，成渝地区等都市连绵区也在发育中，其聚集和创造财富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还应采取适当的对策加以推动。

大都市圈各具特色

1957年法国学者戈特曼提出「大都市圈」概念。按其标准，中国现在出现三大都市圈——京津唐、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都市圈各有优势。

聚集竞争力最强的都市圈是京津唐都市圈，区位竞争力最强的是长三角都市圈，而制度竞争力最强者则属珠三角都市圈。东部地区是我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它集中了全国半数以上的城市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