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中国”城乡差距加大

■“第三中国”（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开始形成，并已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 不论从收入、储蓄还是教育、信息技术利用方面等方面指标看，城乡间差异都在不断扩大全球著名的民意调查机构——美国盖洛普公司近日陆续发布了第四次大型中国调查的结果。
　　此番在2004年底完成的调查，秉承以前的调查思路，同样将调查议题放在中国市场、中国人的生活标准和生活质量等方面，但时间跨度更广，力图展示过去十年来中国发生的巨变。“我们感兴趣的是中国到底取得了多大的经济增长。”本次调查的负责人、盖洛普公司国际局主管博克侯德（RichardBurkholder）说。
　　盖洛普曾在1994年、1997年及1999年进行了三次覆盖中国全境的大型调查，旨在把握中国经济发展情况及人们生活方式方面的变化。
　　博克侯德称，此次调查的样本可以代表整个中国大陆的人口。根据概率抽样的方法，接受调查者共3597人，他们分布在22个省、3个直辖市和5个自治区；调查是面对面在受访者家中完成的，每个一般长约1小时。“（尽管）成本很高昂，但这是取得可靠数据的保证。”博克侯德认为调查的效果很好，因为“被访中国人非常乐意合作”。
　　盖洛普公布的中国调查报告已有30多份，所涉题材相当广泛，如“信用卡使用情况”、“劳工素质”、“汽车市场”等；其关注的重点，则是中国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以及在此背景下城乡结构的进一步分化。博克侯德告诉《财经》：“此番调查最触动我的，是现在有了‘三个中国’，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和农村‘两个中国’。”
　　“第三中国”：未来发展之重
　　盖洛普先前的调查一般聚焦于“两个中国”——一个是“城市中国”，那里财富和机遇都在急剧增长，最大的几个城市尤其如此；另一个是“乡村中国”，那里尽管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但经济状况还很落后，个人发展机遇相当有限，在很多方面都与“城市中国”形成鲜明的对照。
　　北京和上海已形成“城市中国”的双子星座。作为中国最大的两个城市，上海和北京的城市人口分别为1084万和774万，远远将许多国际大都市抛在后面。
　　然而，居住在上海或北京的人口只占中国人口的1.4%。仅有3.8%的中国人口居住在中国最大的十个城市——上海、北京、广州、重庆、天津、沈阳、武汉、南京、成都和西安。
　　那么，约90%的中国城市人口居住在哪里呢？盖洛普的调查报告回答，他们居住在“第三个中国”——即中国前十个最大城市之外的其他城市。这些城市不但外国人不尽知晓，甚至有些中国人也未必熟悉。
　　尽管中国大部分人口居住在农村，但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已经有45个，每个城市的人口都比美国底特律的人口多。美国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数量只有九个。另外，中国还有181个总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群，比如黑龙江的齐齐哈尔（143万）、江苏的南通（129万）、山东的莱芜（123万）等。
　　盖洛普的调查显示，“第三个中国”将成为中国未来增长的重要之地。20多年前，中国开始大力引进外资，尤其是在沿海一带设立了五个经济特区，其产生的效果是巨大的，引致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进出口贸易。接踵而来的是中国的农民工大规模涌向大城市，因为那里有比农村高得多的收入。
　　出口主导的发展模式虽则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无论从地理还是从政治方面，这种发展都是非持续性的。当这些地区的人口迅速膨胀的时候，资源也在不断消耗。与此同时，地区之间的差异也日益明显。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发展的重点开始转向内陆和“二流城市”。
　　城乡差距较十年前更加严重盖洛普调查显示，“第三中国”的平均家庭收入和家庭积蓄分别是农村的3倍和5倍，但这两项数据均只相当于前十大城市的三分之二。同农村一样，“第三中国”在个人理财方面也存在不小的压力。他们每年的家庭收入平均为23100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4700元），但日常家庭开支每年平均高达26225元。
　　尽管还不够富裕，但“第三中国”已发展成为中国产品购买的主力军。不少企业家和投资者往往忽视这一点，将销售重点依然放在大城市。盖洛普调查了一些产品的拥有模式。像手机、彩电、人寿保险这一类物品（服务），“第三中国”居民的拥有率和前十大城市的居民不相上下；在计算机、微波炉、声像机等方面，其拥有率则在前十大城市和农村的正中间。
　　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GDP平均增长率为9.4%；然而，并非所有家庭能从全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受益。盖洛普的调查表明，中国当前的城乡差距比之十年前更加严重。
　　城乡差距体现多个方面，盖洛普的调查集中展示了四个方面，即收入差距、储蓄差距、教育差距和信息技术利用方面的差距。前两者反映了城乡差距的切实现状，后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城乡差距在今后的十来年是否会继续扩大。
　　——中国最大三个城市的平均家庭年收入已扩大至农村的5倍。中国年均家庭收入从1994年的5960元增长到了2004年的14700元，但增长的绝大部分是城市居民收入增长带来的。过去十年间，中国农村年均家庭收入从1994年的4900元上升到了2004年的8200元，城市则从1994年的9380元急剧上升到了2004年的24400元。1997年，中国最大的三个城市（上海、北京和广州）的年均家庭收入是农村的3倍。这一鸿沟在之后几年进一步扩大：1999年成了4倍；2004年更变成5倍。
　　由于农村居民并没有像城市居民那样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好处，他们对年均家庭收入的水平普遍表示不满，城市居民同样也不是很满意。五分之三的农村居民对其年均收入水平表示“有些不满意”或者“非常不满意”，城市居民中有55%的人表达了一定程度的不满。
　　缩小教育鸿沟寄望下一代
　　——城市居民的家庭储蓄也扩大至农村居民的5倍。盖洛普的调查显示：1994年到2004年十年间，中国的年均家庭收入增长了147%，同期的年均家庭储蓄增长了67%。
　　但是，全国积蓄的增长几乎全由城市居民拉动。过去十年，城市家庭的总积蓄上升了124%，从1994年的10647元上升到23900元；农村家庭的储蓄同期却略呈下降趋势，从1994年的5431元下降到2004年4400元。在1994年，城市居民的家庭储蓄平均数是农村居民的约2倍，1999年超过3倍，到2004年，已经扩大到5倍以上。
　　这一储蓄模式和城乡居民的收入模式基本一致：城市居民十年间的年均收入在急剧增长，农村居民十年来其收入几乎是原地踏步。
　　盖洛普调查还发现，68%的被采访者对储蓄数量“有些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在农村，不满意的人数高达73%。
　　——缩小城乡间教育鸿沟的希望只能寄望中国的下一代。根据盖洛普的调查，全国范围内36%的成年被采访者表示他们的教育止于小学；在农村，几乎一半的成年人（48%）的教育水平止于小学，相比之下，前十大城市只有9%的人教育止于小学。全国范围内有34%的成年受访者说他们的教育止于初中毕业，另有20%的人读完了高中；11%的人报告说他们上了大学或者职业学院，但城乡差距悬殊：农村仅有1%的人接受了高等或职业教育，而在前十大城市中，这个数据是31%。
　　盖洛普的调查还显示，全国范围只有8%的被采访者说“非常满意”自己所受到的教育，另有35%表示“比较满意”，32%的人表示“不太满意”，23%“非常不满意”。农村居民由于接受教育的机会较少，只有39%的人对自身所受的教育表示“满意”或“比较满意”；城市居民略高一些，为49%。
　　另一方面，今天的孩子比之他们的父辈，有更多的机会接受更好的教育。大约65%的家长对他们的孩子所受的教育表示满意，不满意的只有31%；即便在农村，也有61%的家长对子女教育表示满意，城市家长的满意度则为72%。
　　——使用过互联网和拥有电脑者的比率也呈现巨大的城乡差距。这一指标在农村居民中均只有2%，而城市居民均超过28%。在北京和上海，使用互联网的人数比例高达47%和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