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模式转型的“棘轮效应”
前不久，温州市委、市政府召开实施发展工业“12345工程”动员大会，温州市委书记王建满亲作动员报告，将作为温州2005年“一号工程”的招商引资思路明确化与细致化，并严令对有意挡道、阻碍“12345工程”实施的部门与个人，一定要追究责任。这是温州史无前例的作法，其中包含了温州官方对温州模式的再认识与再评价。
外资经济一直是温州最薄弱的环节。温州自改革开放以来实际利用外资只有10．84亿美元，而同省的兄弟城市嘉兴仅去年一年的实际利用外资额就达10．22亿美元。所以，王建满一到温州就将招商引资作为“要千方百计破解的难题”，无疑认识到了温州模式转型的必要性。正如温州社科联副主席洪振宁所言，“对于温州来说，这可能是一个观念革新、内外并举、全面发展的过程。”
笔者由此想到了美国经济学家J.杜生贝利相对收入假说中“棘轮效应”这一概念。它是指长期消费倾向的稳定性对短期消费减少的抑制作用。挪用到现在温州招商引资的政策中同样适用。政府制定硬性的指标，并让各县市区的领导干部签下“军令状”，这种“只能前进，不能后退”的举措就像“棘轮”一样，必将大大改善温州经济增长趋缓、主业投资力度减弱、外资经济滞后的现状。
可见，“棘轮效应”就像一个调节器，具有自动稳定经济，使经济重新实现均衡与繁荣的良性作用。然而，笔者同样依稀看到温州模式转型“棘轮效应”背后的些许阴霾。
首先，将招商引资“数字化”的做法仍然带有“GDP导向”的味道。“12345工程”将引进的外企数量和工业总产值等都给“指标化”，将强制要求完成。这种做法固然像一针强心剂一样也许能促使温州经济的迅速转型，但是这多少带有一丝“大跃进”的味道。应该引起警惕的是，一些县市由此可能背上包袱，盲目注重GDP增量而不管游戏规则是否已扭曲，这无疑是一种“近视”的做法。
其次，外资力量遭遇民营经济路径依赖“脾性”所产生的瓶颈问题亟待及早引起重视。温州市委书记曾多次提到“无外不快，无外不活，无外不强，无外不高”―――这个“外”，自然就是“外资”了。在总量和速度上引进外资固然重要，但不得不提的是，当海量外资涌来时，是否能与习惯了不靠政府、不靠外资的众多民企顺利、及时地实现对接？我想这里必须打个问号，虽然温州民企“走出去”的企业不少，像飞雕等企业更是在跨国并购上首先吃到了“螃蟹”，但是温州并没有探索出一套具有普适意义的外资与民企的竞合良方。
再次，“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成为制度优化与变迁的障碍，并将使温州模式转型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大打折扣。用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研究员马津龙教授的话说，所谓“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就是政府体制改革滞后，以及经济管理体制创新的匮乏。事实上，经济发展模式的重心不在“经济”，而在政府的管理体制。根据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作为一个内生变量，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没有各级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优化与转型，即使经济总量上去了，也并不代表这一发展模式实现了成功转型。
总之，温州政府一改传统的经济发展思路，用硬性指标“强化”的方式将招商引资作为重头戏，其“棘轮效应”必将促使温州经济实现均衡与繁荣，而其突破经济发展窠臼的做法更对我国其它省市具有启示性意义，正如温州市社科联副主席洪振宁所说，经济模式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而非一个僵死的区域概念。但是，必须谨防转型成本的隐性攀升，在保证“总量经济”的同时，应结合当地经济发展的特点，加大体制化瓶颈问题的解决力度与速度。唯有如此，才能实现真正的自我超越，并避免模式转型落入“刻舟求剑”的俗套。
来源：中华工商时报
外资经济一直是温州最薄弱的环节。温州自改革开放以来实际利用外资只有10．84亿美元，而同省的兄弟城市嘉兴仅去年一年的实际利用外资额就达10．22亿美元。所以，王建满一到温州就将招商引资作为“要千方百计破解的难题”，无疑认识到了温州模式转型的必要性。正如温州社科联副主席洪振宁所言，“对于温州来说，这可能是一个观念革新、内外并举、全面发展的过程。”
笔者由此想到了美国经济学家J.杜生贝利相对收入假说中“棘轮效应”这一概念。它是指长期消费倾向的稳定性对短期消费减少的抑制作用。挪用到现在温州招商引资的政策中同样适用。政府制定硬性的指标，并让各县市区的领导干部签下“军令状”，这种“只能前进，不能后退”的举措就像“棘轮”一样，必将大大改善温州经济增长趋缓、主业投资力度减弱、外资经济滞后的现状。
可见，“棘轮效应”就像一个调节器，具有自动稳定经济，使经济重新实现均衡与繁荣的良性作用。然而，笔者同样依稀看到温州模式转型“棘轮效应”背后的些许阴霾。
首先，将招商引资“数字化”的做法仍然带有“GDP导向”的味道。“12345工程”将引进的外企数量和工业总产值等都给“指标化”，将强制要求完成。这种做法固然像一针强心剂一样也许能促使温州经济的迅速转型，但是这多少带有一丝“大跃进”的味道。应该引起警惕的是，一些县市由此可能背上包袱，盲目注重GDP增量而不管游戏规则是否已扭曲，这无疑是一种“近视”的做法。
其次，外资力量遭遇民营经济路径依赖“脾性”所产生的瓶颈问题亟待及早引起重视。温州市委书记曾多次提到“无外不快，无外不活，无外不强，无外不高”―――这个“外”，自然就是“外资”了。在总量和速度上引进外资固然重要，但不得不提的是，当海量外资涌来时，是否能与习惯了不靠政府、不靠外资的众多民企顺利、及时地实现对接？我想这里必须打个问号，虽然温州民企“走出去”的企业不少，像飞雕等企业更是在跨国并购上首先吃到了“螃蟹”，但是温州并没有探索出一套具有普适意义的外资与民企的竞合良方。
再次，“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成为制度优化与变迁的障碍，并将使温州模式转型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大打折扣。用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研究员马津龙教授的话说，所谓“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就是政府体制改革滞后，以及经济管理体制创新的匮乏。事实上，经济发展模式的重心不在“经济”，而在政府的管理体制。根据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作为一个内生变量，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没有各级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优化与转型，即使经济总量上去了，也并不代表这一发展模式实现了成功转型。
总之，温州政府一改传统的经济发展思路，用硬性指标“强化”的方式将招商引资作为重头戏，其“棘轮效应”必将促使温州经济实现均衡与繁荣，而其突破经济发展窠臼的做法更对我国其它省市具有启示性意义，正如温州市社科联副主席洪振宁所说，经济模式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而非一个僵死的区域概念。但是，必须谨防转型成本的隐性攀升，在保证“总量经济”的同时，应结合当地经济发展的特点，加大体制化瓶颈问题的解决力度与速度。唯有如此，才能实现真正的自我超越，并避免模式转型落入“刻舟求剑”的俗套。
来源：中华工商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