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党如何送教授学生到抗日根据地

　　1941年，晋察冀北方分局城工委成立后，即开始积极吸收知识分子去根据地，参加敌后抗日工作，并为战略反攻积蓄力量。北平地下党组织积极进行工作，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先后向根据地输送了数百人。当这些知识分子到达处于敌后的晋察冀边区这块自由的国土时，心情无比激动，感到“我再也不是亡国奴了，我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中国人了！”他们情绪高昂，满腔热情地投身到现实的抗日斗争中。

　　刘仁特别重视团结、吸收知识分子和青年参加抗日斗争，从而不断壮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这样描述这项工作的意义：城里的一个知识分子到了农村，就变成一百个人的力量。

　　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游击战争频繁、生活极为艰苦的情况下，离开生活相对安定的大城市到农村去，需要很大的决心和毅力。因此，我和有关的地下党组织的同志的任务是，不仅要做好团结和动员知识分子和青年的工作，而且要切实保证他们行程的安全。

　　1942年，为配合晋察冀边区首届参议会议的召开，需要从北平迎接一些上层知名人士到边区参加参议会议。在确定邀请的人选中，有燕京大学国文系主任董鲁安教授。

　　燕京大学有相当数量的进步教授。其中有热爱祖国、同情和支持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的中国教授如张东荪、蓝公武、翁独健等；也有同情中国抗日战争的外籍教授，如美国的夏仁德、英国的林迈可等。燕京大学支部的地下党员同这些进步教授保持着联系，地下党员的抗日活动也经常得到进步教授的帮助和支持。国文系主任董鲁安教授就是他们中的一个。董鲁安，名璠，字鲁安，河北省宛平县人，时年46岁。董鲁安先生拥护我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同情和支持革命，与我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来往密切。他积极参加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组织的活动，积极参加抗日募捐，而且还利用自己的私宅存放和保管募捐物品。他爱憎分明，经常热情洋溢地发表抗日言论。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队占领并封闭了燕京大学，董鲁安先生临危不惧，抗议言论非常激烈。此后他宁愿过清贫的生活，拒不受聘于当时的所谓国立大学，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他表面上深居简出，潜心研究佛学，实则韬光养晦，等待时机奔赴抗日根据地。

　　考虑到董鲁安先生在日本统治下的人身安全和根据地需要知识分子，城工委已经准备派人与董鲁安先生接洽来晋察冀根据地事宜。这次正值筹备晋察冀边区参议会议，迎接董鲁安先生来晋察冀就提到工作日程上来。刘仁给我的任务是安排董鲁安教授来晋察冀的行程，确保董鲁安教授安全到达。刘仁特别强调这项任务的重要意义，指示我要周密安排，确保万无一失。我明白这次任务非同一般，同时，作为燕京大学的学生，我与董鲁安先生还有一层师生之谊，因此圆满完成任务是决不含糊。

　　我先到蛮子营向王洛宝交代了任务，然后根据刘仁的指示，到晋察冀第一军分区驻在满城地区的第三团找肖应棠团长，请他派部队

　　配合。

　　董鲁安教授那里，由徐伟联系。徐伟是我燕京大学的同学，我和徐伟、王湘三人曾同住一个宿舍。1942年经饶毓菩介绍加入党组织，同年转到北京大学法学院。徐伟到北平西城屯绢胡同18号董鲁安的家中找到董鲁安先生，向他讲了去根据地的化装方法和接头方式。董鲁安先生走后，徐伟每月给他家送去生活费，并和他儿子董葆和联系。当时董葆和在师大附中上学，1943年徐伟发展董葆和入党。

　　这一批与董鲁安教授一起来的，还有徐彦、王森昌、朱学昆(朱昆，北大医学院学生)、关淑勤、沈崇健、黎明(张林芳)和陈颖(田继祖)以及天津的学生卢乃扬(李凡)、卢乃雯(杨云飞)等。

　　8月上旬的一天，这一批同志分头从前门、东便门、永定门和丰台上火车。沈崇健自幼同董鲁安家就熟悉，所以安排他俩一老一少搭配起来。徐彦带领朱学坤、卢乃扬、卢乃雯；王森昌单走；黎明、陈颖本来就是一对恋人；关淑勤穿上西装裙子，冒充日本人，避免了检查。他们到了保定，由王洛宝、杨森和其他交通员分别安全接到蛮子营，分别隐藏在堡垒户。

　　我夜间由交通员带路爬过封锁沟，在蛮子营村见到董鲁安教授，还见到同来的徐彦、朱学昆、卢乃扬、卢乃雯、黎明、陈颖等；我的老同学沈崇健、艾力农、陆孝华的弟弟陆孝劬(纪峰)等。天黑后，我们集合出发。

　　从蛮子营启程，西行四五十里就要穿越敌人的封锁沟，这段旅程是最为惊险的。1942年敌人推行“治安强化运动”，沿山挖了封锁沟。沟深约两丈，宽一二丈。沿沟每隔两三里就有一个炮楼，炮楼之间可以“交叉射击”。在重要的道口装有吊桥，白天放下吊桥，让过往的行人通过，但要搜身检查。晚上则把桥高高吊起，一律禁止过沟。在敌人嚣张的时候，夜间还要沿沟巡逻。在一些地段埋设了地雷，吊上拉开弦的手榴弹。

　　我们这次过封锁沟得到了杨成武司令员和肖应棠团长的大力支持。他们派部队把两边的炮楼包围起来，实行火力封锁，震慑炮楼里的敌人不敢轻举妄动，我们就从中间地带急行军，谁也不吭声，真是衔枚疾走，终于安全通过了封锁线。我搀扶着董鲁安先生行进到根据地时，告诉他：“董先生，现在已经抵达安全地带，可以放心休息了。”董鲁安先生非常兴奋，踏着晋察冀的热土，顿足高声喊道：“我终生的愿望实现了！”他借用《论语》的话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他就地坐下来，这才发现脚底已磨起水泡。

　　到达第一军分区司令部所在地周庄后，杨成武司令员热情款待董鲁安先生，我和张一峰有幸作陪，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久已扬名的杨成武司令员。

　　杨成武，1914年生，福建长汀人。1929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独立团团长。平型关战斗中，他率部在腰站地区歼灭增援日军300余人。在1939年11月7日的黄土岭战斗中，指挥部队击毙日军中将旅团长阿部规秀，这是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击毙的日军最高将领，日本媒体惊呼“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黄土岭战斗共歼灭日军1500余人，受到毛泽东的通令嘉奖，也使杨成武名扬中外。1944年任冀中军区司令员、冀中纵队司令员，发动冀中人民，创造性地开展地道战、地雷战、水上游击战等战法，开创了平原游击战争的新局面。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曾先后任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代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20世纪80年代我在北京市委任职，曾经主抓“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我陪同杨成武同志视察驻京部队的“门前三包”工作，提起当年迎接北平上层人士和青年知识分子到晋察冀，杨成武把很多细节都说得清清楚楚。1942年夏季这个夜晚，杨成武一身戎装，英武非凡。他热情地给董鲁安先生敬酒接风。

　　董鲁安先生到晋察冀后化名于力，担任华北联合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参加晋察冀边区参议会的筹备工作。他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写的文章《人鬼杂居的北平》发表在《晋察冀日报》上，产生广泛影响。

　　这里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还是在董鲁安动身来晋察冀之前，他同夫人商量好，故意留下一个纸条，上面写着：因看破红尘，决心去五台山出家，家人不必悲伤，亦无须寻找云云。董鲁安离家之后，不少亲友闻讯后纷纷到他家探问。董夫人总是一面啼哭，一面将丈夫留下的字条拿出来给人看。因为董鲁安以往研究佛学，所以一般人也就信以为真了。不久，董鲁安的女儿结婚，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行婚礼，他们当场宣布董鲁安已遁入空门，当了和尚。一时传为佳话，被认为是继李叔同先生(弘一法师)之后出家为僧的另一位学者。后来他的好友王西徴、崔毓林去他家看望，当董夫人又一面啼哭一面拿出字条时，他们两人都哈哈大笑说：“大嫂不必再做戏了，大哥的事我们都已经知道，我们也准备到那边去啊。”

　　1943年1月15日至21日，晋察冀边区首届参议会在阜平县温塘村开幕，到会参议员288人，他们来自晋察冀各地和游击区、敌占区。董鲁安先生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选举出边区参议会议长成仿吾、副议长于力(董鲁安，副议长仅此一人)。董鲁安积极参与边区建设，全国解放后，历任华北人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副院长，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兼人民监察院副院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兼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民政局长等职。1953年病故后被追认为中共党员。

　　王西徵教授，早在南京大学就读期间就参加了五卅运动，带领学生抓捕了镇压学生运动的江苏省警务处长王桂林，因此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通缉，此后与陶行知新教育评论社编发《新教育》和《新教育评论》周刊，提倡教育革命。继而在北平师范学校任校长、北平孔德学校任中学部主任。1929年至1930年协助陶行知创办晓庄师范，并任安徽公学教导主任，从事教育革命实践。1930年在沈阳张作霖帅府任张学思(张作霖之四子)的家庭教师，是张学思同志参加革命的启蒙人(张学思参加革命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1932年至1942年先后在东北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校任教，主授国文及古典文学、现代文学、文学史、文学批评的课程。王西徵早在五卅运动时就参加了地下党的工作。从30年代起，他和全家住在北平石驸马大街84号，在庭院的天棚下经常举办昆曲曲会，以咏唱昆曲作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活动。抗战前，王西徵在阮慕韩领导下做地下工作，属中央特科。此后阮慕韩去了抗日根据地，王西徵遂与党失去联系。城工委了解到他的情况后，决定接他来根据地。1942年底，我派戈原进入北平，到王西徵教授家，秘密接他到满城交通站，杨成武司令员设宴欢迎。王西徵教授到晋察冀边区后，在《晋察冀日报》上发表文章《望眼欲穿的北平市民》，引起强烈影响。此后担任晋察冀边区政府实业庭长，张家口解放后任察哈尔省政府秘书长；全国解放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任参事室主任。

　　王西徵教授来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半年之后，即1943年6月底，经他本人同意，我们安排接他的夫人和子女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由安捷通过王西徵的好友何万生去通知王西徵夫人。据后来王西徵女儿回忆，那时天气热，加上紧张的奔波，何万生先生汗水顺着袖口流到手背上，往下直嘀嗒。何万生仔细地交代了行动路线：先乘火车到保定，下了火车碰到熟人千万不要讲话，然后分乘两辆三轮车到郊区的蛮子营，千万不要误进附近的水碾头村；炮楼上如果有日伪军下来盘问，就说是到舅舅家收地租子。蛮子营村口有个拿芭蕉扇的老头，直用毛巾擦眼睛，老头问：“你们来啦？”就跟他进村。

　　第二天是6月28日，王西徵夫人催着孩子们早早起床，她身穿蓝布大褂，带着三个未成年的女儿，挎着几个小包袱，就匆匆启程了。她们家里养了个小狗名叫“丁丁”，看家护院很是忠实，临走前把它送给别人家，吓得小狗拉出屎撅来，真可怜。

　　王西徵家人按指定路线到保定下火车，坐三轮车到蛮子营村口。我们在那里安排了交通员拿着芭蕉扇坐在村口等候，领她们进了村。这天晚上几度为她们换住处，登梯子、爬墙头转移，为的是不让敌人发现。在蛮子营住了几天，就开始80里的夜行军。有我们的武工队员一路护送，还派老乡背着四岁的小女儿。她们冒着蒙蒙细雨，在漆黑的夜晚冲过敌人的封锁沟。经过一夜的急行军，终于到达周庄。我和安捷一同接应她们，还领她们去见了杨成武司令员，杨成武一见面就抱起小女儿，非常热情。在周庄休息几天，又开始了五天的行军，到了边区政府所在地阜平县南湾村，与王西徵教授团聚。聂荣臻、姚依林等首长准备了丰盛的晚宴招待他们一家。

　　王西徵教授奔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北平的大学教师中引起连锁反应。

　　崔毓麟教授与王西徵是同事、邻居和好朋友。1922年考入燕京大学预科，1923年升入燕京大学本科生物系，参加过五卅运动，1926年3月18日作为总指挥带领燕京大学学生进城游行请愿。1928年毕业后，任教于北平育英中学、汇文中学，曾任安东三育中学校长。1932至1934年在汇文中学任教期间，同时在燕京大学生物系读研究生。1935年以优异成绩获得硕士学位，与导师李汝祺教授联名的论文《梁蝇残翅在高温下的发育》在美国遗传学杂志上发表。此后在燕京大学任教，担任校务委员会委员。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封闭燕京大学，崔毓麟教授被日本宪兵队抓捕关押了一个多月。王西徵奔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临行前与燕京大学教授陆志韦、沈廼璋、聂崇歧、崔毓麟一同话别。当时崔毓麟深情地说：“你先去，那里要是好你就来信，我也去！”

　　1943年5月，王西徵写了一封邀请崔毓麟来根据地的信，把信交给我。我进北平联系工作，随身带来王西徵邀请崔毓麟的信，交给安捷，让她在暑期安排崔毓麟来晋察冀根据地。安捷通过地下党员王彤找到聂崇歧教授，再由聂崇歧转交崔毓麟教授。崔毓麟先生看了王西徵的来信很是高兴，很快就将家属安排去了东北老家，自己毅然投奔根据地。途中，武装交通员看他年纪大，为他向当地老乡动员了一匹骡子，可是崔毓麟先生说什么也不肯骑，并坚持说：“Lady first(女士优先)！”，一定把骡子让给同行的女青年来骑，女青年当然也不肯骑。就这样，崔毓麟先生坚持同青年一样，翻山越岭、过沟涉河，步行到达周庄。当时我去迎接他，我曾是他的学生，一见面他就对我说：“有个朋友对我说，你可以参加抗日，但是不要加入共产党。”然后冲着我呵呵笑着，那表情分明在说，我这不是投奔共产党了！

　　在晋察冀根据地，崔毓麟先生被分配到华北联合大学担任政治班主任，化名林子明。他平易近人，关心青年，很受学员尊敬，为培养干部做出贡献。1945年1月出席晋察冀边区群英会，6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担任华北联合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张家口市教育局长、华北联合大学教务长。

　　1945年春，我进入北平把林子明的夫人于静珍，子女林尔为、林汝为、林君为、林子为也接到晋察冀根据地。全国解放后，林子明先生被委任为天津市教育局局长。20世纪50年代因为他要求在学校中设置英语课(当时只开设俄语)，被扣上“反苏(联)”的帽子撤了职。其女儿林汝为成长为我国著名的影视导演，导演过《四世同堂》、《便衣警察》等。

　　董鲁安、王西徵和崔毓麟等高级知识分子离开敌伪统治的北平投奔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国内外产生很大影响。1946年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各自代表美国政府和国共两党三方就军事调处在武汉开会时，司徒雷登曾幽默地对周恩来说：“我们燕京大学给你们共产党提供了不少干部，其中教授就有董璠(董鲁安)、崔毓麟等。”

　　与董鲁安、王西徵和崔毓麟先后到晋察冀的还有北平师范大学李鉴波教授、中国大学蓝公武教授(曾在燕京大学兼职)。

　　北京大学副教授苏子蘅是台湾彰化人，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工学院。1927年在日本仙台留学时，参加了旅日中国留学生的爱国民主活动，1937年回到台湾，在工厂担任工程师。1941年到北平在北京大学理学院化学系担任副教授。他一直以来从没有停止寻找革命组织。在北平，他设法找到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陈普缘，陈普缘在日本留学时就参加了党组织，1929年中共旅日组织遭到破坏，陈普缘被捕后被遣送回祖国大陆，这时在北平任职。经陈普缘介绍，苏子蘅认识了李鉴波和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周子健，李鉴波和周子健找到我，谈了苏子蘅的情况和他参加革命的要求。1945年5月的一天，我们通过陈普缘约苏子蘅夫妇来到西什库茅屋胡同李鉴波家中，周子建也参加了见面。苏子蘅谈了自己参加爱国民主运动的经历，明确表示要求回到革命组织，参加革命工作。我代表城工部向苏子蘅夫妇表示欢迎，我告诉他们，晋察冀根据地中心阜平已经相当巩固，各项建设都急需科技人才，希望借重于苏先生在北大理学院任教和在别处兼课的条件，动员一些人到根据地参加建设。我和苏子蘅约定今后以李鉴波家为联络地点。这一年苏子蘅来到张家口，任晋察冀军区工业部化学研究所主任。全国解放后苏子蘅任职中国科学院，先后担任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主席、名誉主席，全国政协常委。

　　此外，燕京大学教授聂崇岐、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教授孟昭威，北大医学院教授方亮(朝鲜籍)，北大工学院教授黎锦炯、周子健，医学界的吴继文、余贻倜、郑剑庵等同我地下党建立了联系，直接参加抗日工作或给予支持帮助。铁路学院的共产党员张力还团结了日本进步教授吉田力雄。

　　从1942年开始，城工委在邀请上层人士到晋察冀参加抗日斗争的同时，也吸收了很多青年知识分子来根据地学习和工作。我们在这些青年知识分子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在他们中间选拔掩护条件好的，进入城市工作训练班，经过一对一的专门培训，掌握了城市工作的方针方法，再拿着原来的居住证，派回到北平、天津从事地下工作。城市工作训练班一般安排在寒暑假，所有的人都使用化名，互相之间不来往，不交流。如果听大课，课堂里用床单隔成一个一个小单间，每人一间，只能看见讲课的人，学员之间互相看不见。

　　1943年秋在华北联合大学成立了一个专门为城市工作培养干部的“政治班”，对去根据地的青年进行较长时间的培养训练，发展党员，从中选拔适合做地下工作的同志派回北平、天津。华北联大教务长狄子才领导政治班，俞林、林子明先后任班主任，傅秀、王若君先后任党支部书记，学员总计有100多人。

　　经过训练，1944年城工部成立后重新派回北平的有卜毅、丁文、侯星、苏虹、赤岫、陆元炽、秋粟、黎光、杜平、左健、林奇、方鸣、卡笛、李梦北、何钊、季洪、章展、李卓君、许植、程璧、吴维修、王纪刚、何迎、明培、艾刚、李风、石红、潘基、郑宁、冷林、何伟、蓝英、李杰、李健生、文英、姚文、王勉思、严红、方大来、宋玲、俞雷、曹彤、路珊、陶江等。派回的这些同志，除指定的组织关系外，彼此也不可以发生横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