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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告赢省政府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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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5月,浙江长汀村所在的地段被出让给某地产公司,这一项目获得了省政府的批准,但当地农民认为这并不符合国家规定。在历经长达3年的诉讼艰辛和10次败诉之后,最终胜诉。(4月11日央视《新闻会客厅》)
这个案例可以被称为中国“民告官”中的新经典,其象征意义在于作为诉讼主体的农民与省政府,虽然他们的掌控资源和权力禀赋具有天壤之别,却在法律框架内获得了一个异乎于公众常识的判决结果。无疑,这个结果显示出中国法治步伐的扎实推进,并在相当程度上取得了进步成就。
但问题是,“民告官”背后是走上诉讼之路的“民”之艰辛实在令人扼腕相叹。以“12位农民诉省政府”为例,央视采访了其中态度最坚决的代表张召良。这位老实而憨厚的农民,在3年诉讼生涯中因为没有时间从事劳动几乎没有任何家庭收入,并且在官司打了一年之后,夫妻关系原本很好的张召良和妻子到民政部门办理了离婚手续。也就是说,这个官司不仅改变了张召良的个人生活状态,也改变了与其相濡以沫的家庭成员的生活状态。从个体角度来讲,官司胜利只是意味着他们恢复正常生活的可能性增大,却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挽回本不该发生的物质与精神损伤;从社会角度来讲,官司胜利不过是意味着包括司法资源在内的公共资源不被继续浪费,却再也找不回被无端耗费掉的社会成本。
正因如此,“农民告赢省政府”的悲剧色彩大于喜剧结果。寻常百姓最怕的就是与政府机关打官司,原因不是胜利的希望实在太小,而是胜利与否的背后辛酸与痛苦是个人不能承受之重。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需要政府部门敬畏法律,小心翼翼地使用手中的权力。一般而言,依法行政的全面推进有两条道路:一种是自上而下的权力自我约束,即政府部门能够依据法律认真检视行政行为;一种是自下而上的社会推动,即通过民间诉讼、上访等形式矫正违法行政。毋庸置疑,不论从社会效果和民众福祉,还是从社会运行效率和节约社会资源的角度来讲,前者都比后者更为有效。所以,“民告官”的胜利与悲情给出的社会提示是,如何更好地约束权力运作而减少社会伤痛。【《华夏时报》4月13日】


【站长简介】刘海,教育硕士,江苏省“333工程”培养对象、延安市优秀教师,无锡市首届“勤远教师奖”获得者。主持或参与10多项省市级课题研究工作,80多篇教学论文发表于省级以上期刊,120多篇文章发表于教辅类报刊……[详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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