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专家：“中国成为发达国家是可以预见的”

《独立报》封面报道预测中国崛起。早报资料图

“保持稳定是发展关键”

记者：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上升得很快，以至于目前国际上就“中国角色”、“中国定位”等问题出现了一些困惑和讨论，而主要的西方大国在这方面则表现出了担忧甚至恐惧，以至于采取提防、防范的姿态。您觉得这种态度的主要根源是什么？

桑德施耐德：多年前，在德国以及欧洲有一种对中国普遍的乐观狂想，都以为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一个巨大的经济蛋糕，每个人都想分一杯羹。但现在人们发现，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市场，还是一个竞争者。的确，中国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知识产权保护等，这对以技术为核心的德国企业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目前看来，这些问题还将成为西方国家与中国政府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不过这个问题我们曾经在日本和韩国也看到过，这只是一个国家发展的特定阶段。我相信，很快中国就能够开发出更多属于自己的关键的专利技术，并且将其置于法律的保护之下。

记者：西方人对中国的恐惧，是否也源于对中国不了解？

桑德施耐德：没错。很多西方人甚至不能想像中国国土面积之大。在欧洲，如果你乘坐30小时的火车，你就能穿越整个欧洲；而在中国，坐30个小时的火车似乎也不是非常特别的事情。在德国，我们有350万失业人员，德国媒体总把这作为一个严重的话题，而这个数字如果放在中国，根本不算什么。所以，西方人在理解中国的问题时，如严重的区域经济差异等，就存在一定的困难，虽然中国政府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已经做了不少的努力。不过，有一点我非常希望西方人能够明白：中国发展的成功和失败其实就只有“一线之隔”，走错了一步，结果可能就是灾难性的，而这其中的关键就是“保持稳定”。如果中国出现任何问题，将直接受到影响的就是西方世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已经不是人们曾经认为的“远东”国家了。

“改善国际形象是最大挑战”

记者：随着中国的经济发生巨大变化，中国的外交政策也在进行调整，在您看来，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迈开改革开放步伐之后，其对外政策发生的最令您印象深刻的显著变化有哪些？

桑德施耐德：在外交政策方面，中国采取了比从前更加实用并且有效灵活的方式。中国比从前变得更加“多边化”，积极参与各项国际事务。当然，因为中国是新崛起的大国，中国本身很可能就是这些问题的一部分。目前，中国还是将重点放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尤其是和邻国关系上。

记者：您觉得中国在未来几年最大的外交挑战是什么？

桑德施耐德：我认为最大的挑战是如何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化的重要成员，但由于不同的意识形态和外交政策，中国与朝鲜、苏丹、还有现在的缅甸的关系，往往会被西方解读成与“独裁者共舞”。此外，中国还有自己发展中的问题。今年的奥运会，将会有大批的外国记者来到中国，而他们很可能会作出一些关于中国的负面报道，因为“坏消息才是好消息”。所以如何改善国际形象将是中国面临的一大挑战。

记者：中国的外交活动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消解和弱化西方对中国的困惑和担忧？还是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桑德施耐德：恰当的外交活动当然会有积极的效果。比如中国在改善苏丹达尔富尔地区局势问题上的姿态，在朝核六方会谈上的表现，以及督促缅甸军政府更加合作和开放的努力，这些外交行为在西方世界看来都是非常“积极”的信号，有助于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不过，国际社会通过不同的方式解读一个国家也是正常的。然而我所关心的是，人们总会将目光转向极端，而事实往往存在于两者之间。

“要让西方更多地了解中国”

记者：中国尽管经济发展迅速，但仍然将自己定位为发展中国家，最多是发展中的大国，有人认为中国外交的一大挑战是如何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或者代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协调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并谋求自己的正当利益。您怎么认为？

桑德施耐德：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这个概念我们可以讨论。如果考虑到中国落后的农村和人均GDP，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但你如果看到沿海地区的繁荣和中国的外汇储备，中国又具备发达国家的特点。如果中国没有出现政治风波或者经济危机，那么中国在未来10到15年成为发达国家是可以预见的。不过目前看来，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已经将中国看作一个可以维护自己政治、经济利益的国家。从这一点来说，不是贫穷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可以做到的，但中国能够做到。

记者：这几年中国的软实力建设引起了众多的关注，您觉得中国的软实力是否能够成为一个抵消中国“硬实力”增长带来的所谓“担忧”的缓冲体？

桑德施耐德：是的。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比如在海外建立孔子学院，扩大中文以及中国文化的影响。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中国在处理全球问题上所作的外交努力等，都属于构建软实力的方式。只有让西方更多地了解中国，才能消除西方的担忧和恐惧。当然，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记者 金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