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从投入型增长向技术型增长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始终保持了9%左右的高增长率，但支撑这种高增长率是靠投资增加。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的投资率(固定投资与GDP的比率)呈直线上升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003年，投资率从25%上升到40%以上。2004年GDP约为13.6万亿元，而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7万亿元，投资率超过了50%。投资要受到资源限制，从国际经验来看，要靠这样的高投资率来维持高增长肯定是不可能的。日本在高速增长时期，投资率高达35%，但这也种下了上世纪90年代经济长期停滞的祸根。韩国的投资率最高时接近40%，但近几年已跌至30%。前苏联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靠高投资带来了高增长，但此后的经济持续衰退成为前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
　　靠高投资率实现高经济增长引起增长质量下降。首先是只有产品数量的提高，而没有质量的提高。产品附加值低，在国际市场上屡屡遭到反倾销，在国内高端市场被进口商品占有。以钢铁产品为例，长线低品质钢材过剩，而高品质钢材主要依靠进口；其次，技术创新严重不足，许多产品没有掌握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产量已居世界前茅的手机、VCD、微波炉等产品均没有核心技术；最后是资源利用率低，2003年我们消耗了世界铁矿的30%、铝的23%、钢的30%、铜的24%、锌的22%、纸浆的20%、水泥的42%、煤的30%、棉花的34%，但只生产了全世界GDP的4%。我们的资源利用效率比世界水平低2~3倍。我国的发电能力是日本的2倍多，GDP低于日本，但日本不缺电，我们缺电。在资源利用率低的情况下，依靠投入来实现高增长就引起煤、电力及各种资源全面紧张。煤电短缺的局面今年内难以克服。要沿着这条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率的路子走下去，很难有持续的增长。
　　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不是维持多高的增长率，而是实现从投入型增长方式向技术型增长方式转变。200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再次强调了“大力推进结构调整，促进增长方式的转变”。这就是说，要从追求数量增长转向质量提高，从追求速度转向追求效益，从依靠投入转向依靠技术进步，从增加生产能力投资转向研发投资，从增加资源使用量转向提高资源利用率。只有实现这种转变，中国才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
　　这个道理谁都知道，没有一届政府不强调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性以及技术创新。甚至在计划经济下就有由“外延式”增长转向“内涵式”增长的提法，但是，为什么这种转变直至今日仍没有实现呢？
　　我们现在仍不是一个有效运转的市场经济。长期以来，不少地方存在着“唯GDP”的观念。同时，各地的攀比又成为追求增长率的外在压力。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大干快上”、“争要投资”、“盲目上马”就成为必然结果。地方官员的任期有限，更刺激了这种短期行为，只追求任期内的增长率，而不考虑长期的后果。加之，对投资决策失误又缺乏官员问责制，决定资源配置的人有权力，增长率上去了有政绩，投资错误又没有责任。这就引起各地竞相用增加投入的方法实现高增长。这个问题计划经济下就存在，至今没有得到根除。
　　从另一方面看，价格机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市场经济中本来应该由供求决定的价格变动反映资源的相对稀缺性，并调节供给。尽管我们90%的商品价格放开了，但一些关键的价格，如利率、汇率和煤电、原油等的价格仍没有放开。利率过低激励增加投资，煤电价格受控制就无法激励企业提高能源利用率。
　　从根本上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在于企业，政府只能给予引导，而不能强制企业。我们所缺的正是重视技术创新、把提高效率作为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国有企业，尤其是一些特大型国有企业，处于垄断地位，缺乏技术创新和提高效率的动力，民营企业中中小型企业太多，真正有能力进行技术创新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太少。有一批竞争力、技术创新能力强的国有与民营企业是中国经济强大的基础，也是实现经济方式转变的基础。
　　实现经济方式转变是振兴中国经济重中之重。不能在停留在口头上、文件上，而要立即变为切实的行动。这里用得上毛主席的一句诗：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