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世界国家经济体制变革趋势

21世纪上半期，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体制变革不仅将继续朝着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方向转变，而且是这场变革中最活跃的国家群体。
一、体制变革的广泛性将空前提高。20世纪60～70年代，“亚洲四小龙”、东盟五国、拉丁美洲的智利和非洲的博茨瓦纳陆续开始了经济体制变革，特别是20世纪最后的20年，参加体制变革的第三世界国家日渐增多。尽管如此，参加体制变革的第三世界国家大约占其总数的五分之二，大多数国家仍然在这一进程之外徘徊。以非洲为例，53个国家中，只有6个国家是大体自由的经济体，其余都属于基本不自由和受控制的经济体。即使是亚洲地区，虽然有3个最自由的经济体，但大量的是基本不自由的经济体。然而，自上个世纪末以来，进入体制改革轨道的国家越来越多。1997年，在参与指数评分的156个经济体中有49个的评分等级提高了；2000年，在被评分的161个经济体中有57个的经济自由度上升了；而到2002年，在156个被评分的经济体中，评分等级提高的则已达74个。这充分表明，参加体制变革的经济体正在逐步增加。可以预见，到本世纪中期，除个别国家外，其余的发展中国家都会加入到这一体制变革的进程之中。
二、体制变革的速度将明显加快。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国家受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影响最深。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已着手进行体制变革，并取得一定效果；本世纪开始，这一进程有明显加快之势。从1997年开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已成为包括工业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中经济自由度得分增长最快的地区，每年平均有11～15个国家的经济自由度得分获得提高。即使像古巴这类对经济控制极为严厉的国家，其经济自由度得分仍然略有提高。非洲地区也因有日益增多的国家较成功地进行了结构调整和改革，从上个世纪中期开始扭转经济持续下降的局面，走上了经济正增长的轨道。2001年虽然有诸多不利国际因素的影响，非洲仍然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因此，如果继续按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到本世纪中期，第三世界各类国家的经济自由度将会显著提高。
三、体制变革的内容趋于明确、全面和成熟。体制变革的实质是如何明确界定政府与市场各自职能的问题。在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初期，政府既不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也不参与经营。政府的主要职责是确认各种生产要素的私有权并对其加以保护。在自由市场经济时期，政府一般只根据经济运行的需要及存在的问题制定规则，并按规则维护市场秩序；对违规者实行惩罚。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政府只起“守夜人”的作用，即政府行使防止内外部势力对市场经济秩序进行扰乱和袭击的职能。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关系的复杂化，缺乏宏观经济管理的古典式的市场经济体制日益暴露出诸多矛盾和缺陷，频频出现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就是其明显的表现。凯恩斯革命赋予政府以广泛的宏观经济职能，其中包括允许其对财产拥有所有权和经营权的职能。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虽有利于“熨平”经济的周期波动，但过度的政府干预却削弱了经济的活力，以至于使经济陷入了不能自拔的“滞胀”之中。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并没有完全抛弃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管理理论，也不是对传统自由放任主义的回归。新经济自由主义者强调市场的力量，但并不认为市场自由化就等于自由放任主义；相反，他们在努力保护经济自由的同时，也主张政府对市场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约束。他们比较明确地界定了市场和政府各自在经济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弥补市场缺陷的同时，也竭力避免政府的缺陷。改革的实践表明，除了重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之外，政府拥有和经营企业是低效与不合算的，应当将它们交由私人所有和管理；政府制定的各种市场规则，必须能够让价格比较迅速和准确地传递信息，促使生产要素根据价格传递的信息自由和灵活地流动，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与组合，以提高经营效率，增加社会财富。总之，政府的主要功能在于经济的宏观调控、市场的监管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为此，政府应尽量减少乃至取消安排资源的权力，而让市场来决定经济资源的配置。政府与市场职能的进一步协调和完善，无疑为21世纪的经济体制变革提供了可遵循的基本原则。
四、将涌现出一批能够促进其他国家进行体制变革的“助推器”式的经济体。在第三世界，由于各个国家的领导者对体制变革的决心和管理能力的差异，民众对体制变革的赞同和支持程度的不同，各个国家在体制方面目前所处层面高低的不一，以及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联系的密切程度的不同，都极大地影响着经济体制变革的广度、深度和速度，使第三世界国家的体制变革进程呈现阶梯型状态，从而出现一些地区性的体制变革的“先行者”。有落差就会有流动，只要不拒绝体制变革和对外开放，这些“先行者”在促成资本、商品、技术和人员在国与国之间流动的同时，还会推动东道国体制变革的进程，就像20世纪70年代“亚洲四小”对东南亚国家所做的，以及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亚洲四小”、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发展中国家所做的那样。我们称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体为体制变革中的“助推器”。
这些“助推器”式的国家或地区在第三世界体制变革中的作用，如同它在产业转移和产业调整中的作用一样。在产业转移的初期，资本规模较小，产业结构以劳动密集型为主，技术比较适用，管理上要求也不甚高，这一切很适合刚刚起步走工业化道路的国家。因为，体制变革这个轮子不可能孤立地自转，而必须依赖于工业化进程，在产业结构阶梯式的调整和升级的过程中，体制变革也一步步地得到拓展和深化。可以说，产业升级的过程也就是市场体制变革不断深化的过程。如同一个国家在工业化初期不可能发展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一样，体制变革的初期，也不能幻想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一步到位。因此，那些市场体制变革走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前头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在阶梯式的转移产业的同时，也以阶梯式的形式传导着体制变革的政策和做法。这种阶梯式的转移和传导在不同层面的国家之间演绎着，促使那些处于落后和封闭状态的发展中经济体逐渐地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
当然，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体制变革之路并非平坦和笔直。有的国家还会因各种困难而走回头路。但是，追求富民强国的目标，一定会成为爱国的、有历史使命感的领导者和管理者的必然选择。到那时，即使极少数国家置身于全球化大潮和世界性体制变革的大潮之外，国际社会也有能力帮助它们摆脱困境，走上经济体制变革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