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与“为什么”相伴一生

作者简介：张伟，男，中学高级教师、特级教师、全国优秀教师、山东省科教兴鲁先进个人、青岛市拔尖人才、劳动模范、青岛市跨世纪青年干部、青岛市学术委员会委员、青岛市高级专家协会会员。创“球形”教学法，出版专著《张伟“球形”阅读教学原理与应用》，由中央教科所向全国推广，各地教师使用后反响强烈。“张伟课堂教学艺术研究”《山东教育》连载，由原山东省教委在全省推广。《张伟课堂教学艺术》录像专辑由前国家教委向全国推广。担任联合国远距离师资培训主讲，香港现代教育课题教授。获全国首届中青年语文阅读教学比赛第一名，在省级以上教育书报刊中发表论文150多篇，其中20余篇获一、二、三等奖，出版专著3部，在全国二十几个省市自治区讲学，听课达几万人次。

    小时候，一个夏日的夜晚，我仰望夜空，视月良久，喃喃自语道：“为什么人不能把月亮当马骑?”话音未了，两个哥哥瞠目，父亲愕然。马和月的形象毕竟相去太远不具可比性，那个年代中国人谈登月也无异于“天方夜谭”，难怪他人不解。从那个时候起，“为什么”就开始了与我相伴一生。

为什么瓦刀就应当像“老婆脚”?

    特定的年代造就特定的人，“文化大革命”那种特定的年代也许就更容易造就一些特别能适应环境却又不愿苟同环境的人，我就是这一“熔炉”中烘制出来的一个人。1971年，我初中毕业了，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不能就业，不能升学，但也不必下乡(因为我已经有一个哥哥下了乡，按政策规定我可以留城)，于是我来到了父母工作过的教育单位，在附设的建筑队里干上了一名家属工。由于干活不惜力气，善动脑子，不到半年我便升任技工，拿起了瓦刀，师从一位年近7旬、面容慈祥的老师傅——Z师傅，学起了抹墙、砌砖、垒石头的活计，开始了既当徒弟又做师傅的特殊生涯。

师傅的瓦刀，很独特，约有三寸宽窄、七八寸长(据说这瓦刀当初还要长些，长期使用，磨去了一截)。瓦刀的正面因经年使用，磨得很亮，能照出人来，没事我喜欢用它照照自己那张稚气未消的脸。瓦刀的形状很快引起了我的注意——前头尖尖，后面较宽，很像一个封建时期乡村女人裹着的小脚，我惊异了：“师傅的瓦刀像个‘老婆脚’!”这只“小脚”在师傅那双青筋暴凸的大手挥舞下显得异常灵活：手一抖，铲起泥；腕一压，泥上墙；胳膊一用力，“小脚”在墙上一个侧旋，一个宛如花瓣的造型就在墙上塑成了。瓦刀前实后虚，尖顶用力，一下又一下，一片又一片，不长时间整个墙就如鱼鳞状了，其情状恰如姜文在《芙蓉镇》里的挥帚扫街，很是优美。在这种“美”的熏陶下，我边模仿，边实践，一干就是大半个月，技艺精进。

然而，也许是天性使然，儿时的那种要把月亮当马骑的“怪异”心理，随着日子的延久，不知不觉又流露了出来，眼前的一切日趋幻化，渐渐失去了美感，我问自己：墙上的泥就应当像花瓣、鱼鳞吗?师傅的瓦刀就应当像“老婆脚”吗?我开始重新审视师傅的瓦刀：从力学讲，它前实后虚，没有将全身的力气均匀地用于瓦刀之上，不省力气；从效率看，瓦刀偏用一端，覆盖面小，一次只能泥上一点，不出活；从实际效果看，由于是鱼鳞状，片体有厚有薄，就造成了墙面的坑凹不平，即使经“拉毛”修整，也终因干湿不匀而使得墙面不平整、不洁净。这时一个大胆的想法涌入脑际：为什么不能将瓦刀的使用方法改变一下呢?于是冒着被师傅责难的风险，按照自己设定的理论我开始了实践：我将瓦刀使用时的拇指前压用力改为手腕的后压用力，将抹墙的一次成型改为两次成型(先竖拖一次，再横抹一次)。这样，瓦刀就整体着墙，大面积受力，节省了力气；“花瓣”、“鱼鳞”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大面积的泥灰上墙。与师傅一起抹墙，呈现出来的结果是令人惊异的和尴尬的：师傅还是一“尖”一“尖”地往墙上“旋”，我则是一大板一大板地往墙上抹；师傅抹的墙显得坑洼不平，干湿不匀，我抹的墙平整舒展，干湿适度。另外，可能是师傅年纪大了的原因，他的抹墙速度也明显地不如我。还有一点当时无法验证但可以预期，那就是，师傅的瓦刀会越来越“老婆脚”，我的“脚”则肯定会向着“身材”匀称的方向发展。

    不经意的一个“为什么”引发了一场小小的技术革新，小小的技术革新又带来了明显的工作效益，同时也给我带来了“名人效应”。我很快就成了工地上的抹墙“状元”，成了工地上的技术骨干，以至于在我一年后面临着是顶替母亲当教师还是跟随工程师继续干的选择时竟也陷入了窘境。工地上的C工程师给我许愿，只要继续留下干，不出一年就可以破格升我为5级瓦工。要知道，那个年代的5级工的工资可是小学教师的2倍多哟!可我终究还是遵从了父亲的意见，干上了小学教师，而且这一干就是30多年。

这个“球”为什么不把它圆起来?

1984年深秋的一天，青岛教师之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教科书、教辅读物研讨会正在这里召开，来自全国包括袁微子、斯霞在内的40多位语文教育专家出席会议。是日深夜，作为中国小语界的领军人物，人民教育出版社资深编审、全国小语会会长袁微子先生在灯下审阅一篇题为《努力保持文章的“球形”——<草原>教学谈》的青年教师的文章。他不时地用笔圈画着文章内容，嘴里不时地发出“不错、不错”的感叹声。第二天，他对参加会议的有关同志说：“这是一篇好文章，很有见地!让他好好修改一下。”这名青年就是我，这篇“球形”文章就是我教学《草原》一课的心得体会。

1984年是我教语文的第三年(自1972年教学以来，我先后教过体育、英语，1981年改教语文)，也是我执教六年级课文《草原》的第二轮。第一轮许是混沌未开，借助参考书很顺利地把课教了下来——草原的景是如此之好，蒙汉的情是如此之深，景好人也好!如此简单明了的主题，想不到到了3年后的第二轮教学时却有了困窘和烦恼。也许是性格使然，儿时的那种不安分的内心冲动再次升腾了起来，“为什么”又接连不断地提了出来：草原景和草原人是什么关系?如果就是简单的1+1相加关系，草原景色的部分相对于文章中心的“情”不就成为“摆设”可有可无了吗?那样文章不就成为“葫芦形”或“哑铃形”了吗!既然文章是为“情”而写，我们为什么不能让全部文章都为“情”而呈现呢?文章这个“球”为什么不把它圆起来呢!于是我奋笔写下了《努力保持文章的“球形”》这篇文章，鲜明地提出了文章不是“哑铃形”，不是“葫芦形”，而应当是“球形”的观点，袁微子先生颔首称道的正在于此。基于这一理论，我对《草原》的教学思想、结构、方法都做了彻底的改动，确立了“以情立教”、“以情贯穿”的教学思路。我按照文章“初入草原”、“途中见闻”、“主人好客”的自然结构，将教学布局为：草原景美——动情 (由景而发)；场面热烈——又动情(由事而发)；主人好客——更动情(由人而发)。这样，一条线将“景”、“事”、“人”巧妙穿起，一个“情”因对象不同递次而进，最终形成高潮：蒙汉情深，各民族大团结。整个教学围绕“情”这一“球心”，浑凝调和，周通一致，形成一个完满的“球体”，达到比较理想的境界。

    1989年11月9日是我终身难忘的一天，全国首届小学语文中青年教师阅读教学大赛在四川成都举行。这是一次空前的盛会，全国近30个省、市、自治区都派了精兵强将参加赛事，我作为山东代表参加了比赛。比赛中我胸怀“圆球”，放眼“草原”，用我全部的激情描绘着草原景、抒发着民族情；同时又用这情景交融的美好画面演绎着我的“球形”教学理论。激情付出获得了很好的回报，我获得了此次大赛的第一名。在鲜花丛中，我想到了我的儿时，想到了“为什么”之船，正载着一个稚态可掬的少年，朝着可以当马骑的月亮直上夜空。

    有了“球形”教学理论，我如虎添翼，我的“为什么”的情结也愈发浓重，我用它检验教材、制定教法，每用必效，屡试不爽。小学六年级课文《将相和》是一篇尽人皆知的故事，它精彩的情节、丰满的人物形象曾感动着一代一代的中国人，然而究竟要从这篇课文中学习什么、领悟什么，很长时间内在教育界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传统的包括“教参”的观点，都是学习蔺相如“机智勇敢”的精神和廉颇“知错就改”的品格。对此，我没有盲从，脑子里又问了一个“为什么”。我认为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它既无以揭示人物行为的内在思想基础，也难以符合文章的本来立意。因为无论是“机智勇敢”还是“知错就改”，都只是人物的外在行为表现，驱使两人那样做的原因，既非两人天生禀赋，亦非两人兴趣使然，其内在动因都是两人忧国虑民的思想、爱国卫国的心意。从文章立意来看，无论是作者司马迁的《廉颇蔺相如列传》，还是编者的《将相和》，其着力的重点都是人物的为了国家利益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的思想而非其他。有了这样的认识基础，我运用“球形”教学理论，视文章为一个“圆球”，设题目“和”为“球心”，把文中三个故事 (“完璧归赵”、“渑池之会”、“负荆请罪”)连为一体，将前两个故事“完璧归赵”、“渑池之会”作为两人“不和”的起因，将第三个故事“负荆请罪”作为“和”的表征和结果。这样，文章“起”、“承”、“转”、“合”一气呵成，文脉贯通；人物的所作所为都找到了思想根源，特征明显；整个教学中心明确，重点突出，省时省力，效率倍增。

    迄今为止，我的“球形”教学理论已在全国近30个省、市进行了宣讲，在多个地区进行了推广实验，广大教师的反映和实验的效果是好的。《人民教育》、《小学语文教师》、《山东教育》等多家国内刊物都载文专题介绍了这一教学理论，中央教科所也将此列入《全国著名特级教师教学艺术丛书》，于 1997年出版向全国发行。儿时的“骑月”梦想促我进入了学术界的至高殿堂!

为什么就不能试着否定一次自己?

    哲学中有一条否定之否定定律，外国某大公司也有一条规定，说是员工隔一个阶段就要否定自己前段所做工作中的一项工作。无论是定律还是规定，实践证明对人的认识和工作管理都很有功效。然而，如果运用迁移规律将这一切引至自己身上，对自己这个人或对自己所做的事进行一下否定，那，结果会是怎样的呢?今年春节后的一天——一个假日休息、亲朋团聚、本可以让人轻松畅怀的日子，却成了我的“涅槃”之日，因为这一天我开始了向自己的挑战。

    案头，电脑旁，我紧盯屏幕，审阅完我的论文《语文实践活动——一条我国语文教学改革的有效途径》，轻舒一口气，署上了自己的名字，然后点击网址，将文章发往某期刊编辑部。我不知道我所发现的这条语文实践活动的新路，对自己是不是一条轻松的路，我不知道现实是否会捉弄我，是否会跟我开玩笑。

    照理说，今年是自己的语文课堂大赛成功的第15个年头，自己应当写点什么以示庆贺，我写了，然而不是庆贺，却是自砭。

    照理说，自己从事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与研究已经有20几个年头了，不说珍惜，起码也要善待这段经历，但是今天自己却高扬“课堂”之外的“实践”大旗，公开向自己成功的教学经历发起挑战。

    照理说，教研界素有“教学研究的本质和重点就是搞好课堂教学”之说，君不见，国内一年中有多少大大小小、各级各类的课堂教学研讨会、观摩会、赛讲会、培训会，课堂教学犹如一条“生命线”，这条红线是逾越不得的，搞课堂外的“实践”活动有没有背离主流之嫌?

    照理说……照理说……还有一百个“照理说”，所有的说法似乎都在提醒自己：搞不熟悉的语文实践活动是不明智的。

    但，我只对自己说了一条理由：学生最需要什么?我就搞学生最需要的!

    人生在世，就不能试着否定一次自己吗?

    4月的一天，我接到了当代教育科学编辑部寄来的样刊——我的语文实践论文全文发表了，我的改革主张被专家和学术界认可和接纳了!

激动之余，我又拿起文章，重温了我提出的语文改革的“四个一”主张：

一种趋势。即以往的单纯的、封闭性的课堂教学已经不再是语文学习的唯一渠道，具有延展性、开放性、创新性特征的语文实践性活动，已经不仅仅是这种教学的一种补充，更作为一种新兴的学习形式而形成趋势，它对于学生知识的获取、能力的形成将起更加主导和重要的作用。

    一种形态。即语文发展性学习形态。语文学习应当是连续的、动态的和全程性的，过去那种只重课堂教学一个环节的学习，是难以承载起学习语文的重任的，这也是以往语文教学投入多、收效少的原因所在，是学生虽经多年学习却形不成语文素养和能力的原因所在。发展性学习以“三个突破”(突破课本、突破教师、突破课堂)为基本理念，以精湛的课堂教学和丰富的实践活动的紧密融合为基本形态，以学生语文素养和语文能力的形成与发展为终极目标。

    一种理论。即“出口”理论。以往的语文教学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只重视了知识的学习和吸收，忽略了知识的运用和实践，没有找到知识运用的渠道和出口。没有“出口”的知识在吸收时是有限的，且极容易“腐烂”，容易导致“死读书”、“读死书”问题的产生，容易造就“书呆子”式的学生。根据“儿童能力最佳形成期”理论，如果在儿童最佳年龄阶段不让他们把所学知识通过恰当的实践方式及时转换为能力的话，将贻误学生的语文素养和全面能力形成与发展的良机。“出口”理论“以出带进”、“以进促出”、“输入—输出—再输入—再输出”的做法将有效地激发学生学习的活力。

    一个模式即。“凭借—转换—建构”模式。“凭借”是这一模式的关键，“出口”理论、发展性学习形态意义下的建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建构，它是建立在课堂教学基础上的建构，因而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延展性，一篇文章、一个人物、一个故事、一首诗歌、一幅图画、一段音乐、一个有意义的问题等，都可以成为凭借的素材。有了这种凭借，再加上积极的迁移和转换，新的建构便可形成。新建构出来的事物已是全新的样式，但本质上与所凭借的事物还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问题阐述得是够清楚的了，我的与生俱来的“为什么”和要“骑月”心理也得到了很好的慰藉，但等待我的实践结果会是怎样的呢?

    顺利的、圆满的结果固然很好，不顺利、不圆满的又将如何呢?

    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我!我会不断地用一个又一个的“为什么”挑战自己!

我会与“为什么”相伴一生!

（作者单位：青岛市寿光路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