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工荒”将成常态 折射出经济社会发展诸多问题

中国聚焦：“用工荒”折射中国经济发展与普通劳动力供求关系正日趋紧张

　　2月12日，一名用工企业代表在向应聘者介绍岗位情况。当日，甘肃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在甘肃劳务输出大县陇西县举行“人勤春早”大中专毕业生暨劳务用工洽谈会，邀请来自长三角地区为主的100多家企业在陇西县及周围地区招聘务工人员，缓解江浙企业的“用工荒”。新华社记者 聂建江 摄

　　新华网北京２月１４日电（记者李云路　王攀　张遥）近几年来，每年春节前后农民工成为中国炙手可热的“香饽饽”。兔年春节刚过，“招工难”现象不仅照例出现在华南、东南沿海省份，中西部一些省份也开始抱怨招不到工人。

　　原本是劳务输出大省的湖北、四川，春节一过纷纷打出“留工”口号。或以“方便子女入学”“就近照顾老人”等感情因素打动人，或到车站码头围追堵截，上演了一幕“中西部与东部争抢农民工”的景象。

　　记者看到，在武昌火车站，一张张印有武汉招聘信息和求职提醒的《春风卡》派发给候车的农民工手中，卡片上提示，２月９日起至３月１１日，武汉市将举办１１７场免费招聘会，８０００多家企业提供２４万个就业岗位。

　　“‘用工荒’现象从２００３年开始在中国局部沿海地区出现，经过七八年的发展已经由局部的用工短缺向全局性用工短缺发展。”中国社科院人口所副所长、研究员张车伟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他表示，这两年出现的中西部和东部争夺普通劳务工人的新现象，既是中国产业梯度转移的客观现实的反映，更深层次还是折射了中国经济增长与普通劳动力供给之间的矛盾。

据介绍，中国的普通劳动力供给近几年一直呈现增速下降的趋势。上世纪９０年代，中国每年新增劳动力在１０００万至２０００万之间，近两年的增速只维持在几百万。此外，随着中国高校的扩招，劳动力人口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从事低端生产的普通劳动力日趋减少，因此近几年的“用工荒”大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企业。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欧真志说，今年春节后广东地区用工缺口约在百万人次，接近广东省超过３０００万总用工量的５％左右。而伴随“节日荒”的，是当前珠三角企业招工“常年缺”状态。

　　在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浙江义乌，人力资源市场在大年初二就迎来了年后招工大军。“今年招工潮是有史以来最早的一次，企业来得早，找工作的人却不如往年多了。”义乌市就业管理服务局副局长吴祖军说。

　　观察人士表示，“用工荒”是一个多棱镜，折射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很多问题，比如新生代农民工的务工观念正在发生转变，以及长期以来，低端制造业企业工人待遇得不到提高等等。

　　记者了解到，新一代农民工与上辈的观念已经有很大不同，他们涌入城市，想要找寻的不仅是一份温饱，还希望有更多的收获，而传统制造产业提供的就业岗位和待遇已经不能吸引他们背井离乡，即使应聘到一家企业，也会因为诸多因素而跳槽。

　　顺德一家生产塑料制品的中型企业的人力资源主管欧新邓对记者抱怨，去年企业招聘的４０个人当中，到了今年只剩下十几个还在岗，剩下大部分在工厂待了不到两三个月就走了，“跳槽对他们而言跟吃饭一样平常”。

　　除了薪水，能否学到技术受到越来越多“新生代农民工”的关注。在杭州市人力资源市场，四川巴中人彭久林把找工目标锁定在了４Ｓ店上，“有车就有修车的生意，我不能一辈子都给别人打工，也想学点看家本领回老家创业。”

　　从另一个层面看，“用工荒”现象增加了农民工的务工机会以及和企业的议价能力。

　　２７岁的贵州农民工张志峰拖着巨大的红色行李箱出现在广州春节后第一场招聘会上，两个小时后，他被珠三角一家生产电脑显示器的工厂录用了，这家企业承诺每月１８００元的工资，外加带有空调的宿舍和每个月两天假期。

　　市场人士认为，东部地区之所以会感受到“争夺战”的压力，也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当前东部沿海地区工资水平、用工环境仍有很大的提高空间。

　　来自义乌市就业管理服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工厂普工的基本工资达到１５００到１８００元，部分企业普工的保底工资甚至达到２０００元以上。而广东省的最低工资已经达到１３００元，为全国最高，其中重要原因基于珠三角地区严重的招工困难。

　　此间分析人士表示，“用工荒”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正面的刺激作用，迫使沿海地区的产业加快转型升级。更重要的，是目前中国各行各业的主要劳动力也称外来打工者将有可能比较快地提高自己的收入，而这是改变中国现在社会中收入结构不合理的一个重大推动。

　　统计显示，目前中国的农民工在２．２亿到２．３亿之间，真正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大约为１．４亿。接受采访的多数经济和人口学者表示，“用工荒”将成为一种常态，伴随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以及企业转型升级的始终。

　　张车伟认为，中国固有的城乡二元体系是造成农业人口劳动力短缺的深层次原因。如何保障农民工享有与城市人口一样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使他们从流动状态转为稳定状态，是解决经济发展与普通劳动力供求紧张的最根本途径，“而这需要全方位的努力”。

　　（参与采写：皮曙初、乌梦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