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一波：毛泽东亲自为农业“大跃进”算了一笔细账

本文摘自《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薄一波 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1

　
　　1958年发动“大跃进”，是从农业开始的。

　　1957年九十月间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不仅揭开了批评“反冒进”的序幕，同时也揭开了发动农业“大跃进”的序幕。这除了批评“反冒进”本身就奠定了“大跃进”的思想基础之外，还因为全会基本通过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后简称《四十条》或《农业发展纲要》)；在征求与会同志的意见之后，中央作出了《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由毛主席主持制定，于1956年1月25日，经最高国务会议通过后公开发表的。八届三中全会的修改，主要是在序言中增写了农业发展两条道路的斗争和我国的正确选择；在条文中增加了巩固农业合作化制度和农业增产措施等方面的内容；将原草案中要求5年或7年内实现的指标(例如基本扫除文盲等)，都改成12年实现。但是，最关键的粮食单产指标没有修改。毛主席要求五年内粮食产量按全国人口平均每人达到2000斤，半个世纪内做到亩产2000斤。他认为，现在一人三亩地太多，将来只用几分地种粮就够吃。修改后的纲要，于1957年10月25日公开发表。同日，中央发出通知，组织全民讨论，要求通过讨论，在全民中“开展一次大辩论，目的在认清方向，坚定信心，人人努力，改造中国”；农村讨论应放在冬季，“以便掀起一个生产高潮”。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第一篇关于四十条修正草案的社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的工作在十二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这是党中央通过报纸正式发出“大跃进”的号召，也是第一次以号召形式使用“跃进”一词。这说明修改后的农业四十条，实际上成为发动农业“大跃进”的纲领。

　　用中央和国务院名义，于1957年9月24日发出的《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要求各地要鼓起像1955年冬季高潮中那样一股劲头来，使这一运动“成为随着目前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高潮而来的生产高潮的主要组成部分”。11月、12月，各省、市、自治区相继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贯彻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批判“右倾保守”，落实四十条，部署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投入水利建设的劳动力，10月份两三千万人，11月份六七千万人，12月份8000万人，1958年1月达到一亿。空前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运动的掀起，实际上吹起了农业“大跃进”的号角。

　　在水利建设高潮中召开的南宁会议上，毛主席提出了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问题。会后，正式写进《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后简称《六十条》)中，草案规定：“在今后五年内，或者六年内，或者七年内，或者八年内，完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规定。各省委、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对于这个问题应当研究一下。就全国范围来看，五年完成四十条不能普遍做到，六年或者七年可能普遍作到，八年就更加有可能普遍作到。”南宁会议以前，安徽提出三年改变面貌的目标，毛主席接受安徽省委负责人的建议，在《六十条》中规定：“十年决于三年，争取在三年内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口号是：苦战三年。”毛主席还采纳了农业部长廖鲁言的意见，提出了一种掌握时机的方法，叫做：“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头年看前冬。”认为只要掌握好时机，三年改变农村面貌，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的把握就更大了。

　　南宁会议原定是听取九省二市汇报，讨论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问题。那时年度计划归国家经委管。会前，经委编制1958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是按常规程序编的，各项指标尽量建立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南宁开会时，批评“反冒进”，大家的头脑热起来了。我预计到，经委编的年度计划草案很难满足地方同志的要求，于是向毛主席建议搞两本账：中央一本账，地方一本账。毛主席采纳了这个建议，经过讨论研究，变成了三本账。《六十条》中的第九条把三本账的思想作了这样的表述：“生产计划三本账。中央两本账，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账。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账为标准。”毛主席要求各省、市、自治区、专区、县立即着手编制1958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二本账。1958年计划的第二本账会后即报来，粗线条的“二五”计划的第二本账，在1958年7月1日以前交卷。后来的事实说明：我这个建议是个失误，因为两本账或三本账的观念为计划的层层加码打开了一个重要的缺口。中央带头搞两本账，各级就都搞自己的两本账，下到基层，同一个指标就有六七本账了。不管工业也好，农业也好，其他行业也好，“大跃进”中的各种高指标，大都是通过编两本账的方法，层层拔高的。　南宁会议后，浙江、广东、江苏、山东、安徽、江西等省委提出，五年或者稍多一点时间，粮食生产达到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目标。河南省委向地县部署：当年麦收前，全省实现水利化；消灭“四害”：老鼠、麻雀(后改为臭虫)、苍蝇、蚊子；当年实现纲要规定在12年内达到的粮食亩产指标；年底全省城乡消灭文盲。因工业集中，历年吃外调粮的辽宁省提出，当年实现粮食、猪肉、蔬菜三自给。毛主席对河南的部署虽有怀疑，但认为危险不大，只要求不要登报。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大运动。党中央和省委要求如此之急，下面当然就更加“只争朝夕”了。

　　1957年冬天以来，毛主席抓农业，除了十分重视指标以外，还非常重视农业的增产措施和群众的干劲。后来，《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题目叫《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可以说是如实地反映了毛主席抓农业的基本要领。毛主席重视的农业增产措施，除大兴水利建设之外，就是耕地深翻改土、合理密植、工具改革、养猪积肥等。著名的“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就是毛主席在1958年致力于抓农业增产措施基础上总结概括而成的。

　　毛主席听说山东有个大山农业生产合作社，因为深翻土地增产，“不多不少，增产百分之百”，就鼓励各省同志搞深翻。他对湖南的同志说：“深翻换土，大有味道，宁可一亩地花一百个工、几百个工也要干”；又对陕西的同志说：“订个五年计划，用人海战术，把耕地全部翻一遍。”河南省长葛县县委第一书记在八大二次会议发言，专门介绍深翻地的经验，说他们县到1958年4月底，33万亩早秋地都深翻了一遍，深度在一尺五寸左右，计划年内把全县112万亩土地“来一个大翻身”。据他说，土地经过深翻，可以充分发挥水、肥的效能，使产量增加百分之几十以至一倍、几倍。毛主席5月27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时，号召在全国推广长葛县的经验。他指出：“深翻一尺五寸，是一大发明。长葛的经验向所有各县提出一个问题：如果长葛县今年一年就把全县的耕地112万亩深耕一遍，难道别的县就不能吗?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三年；三年不行，四年；四年不行，五年总可以了吧!”后来，农业部在长葛县召开全国现场会议，决定大干一秋，加上明年一年，把全国所有耕地深翻一遍。

　　毛主席发现南方某些高产地区水稻每亩植三万蔸，就号召各地根据不同情况合理密植。他在八大二次会议讲话时肯定：“所谓合理密植，在湖北、湖南、广东，就是三万蔸。”他还亲自算了一笔细账：三万蔸共插多少根秧，共发多少根苗，共长多少谷穗，共结多少粒谷子?最后按斤折合，一亩共打820斤。他认为北方的小米、麦子也可以算，高粱也可以算，玉米、番薯、谷子也可以算。

　　在农田水利建设和深翻改土运动中，出现了工具改革的苗头。毛主席对此高度重视。3月22日，他在成都会议上指出：“改良农具运动应推广到一切地方去，它的意义很大，这是个伟大的革命，是技术革命的萌芽，它有伟大的意义，它带有伟大革命的性质。”在毛主席讲话的鼓舞下，广大农村掀起了工具改革的热潮。

　　采用自上而下刮大风式的推动工作的方法，特别是在反“右倾保守”的紧锣密鼓声中，即使是正确的指示，也难免被扭曲，往往弄得面目全非；更不用说一系列过高的指标、求成过急的要求，一些并不科学或只在一定条件下见效的具体经验被拔高为普遍经验加以推广，所带来的副作用了。据后来了解，深翻地，在一些地方变成翻得越深越好，有些地方竟有翻到一丈二尺深的。“合理密植”，在一些地方也变成越密越好，一亩地下种几百斤的，给插红旗，而按农民自己的经验下种的，则给插上白旗。结果，插红旗的土地只收一堆秕子，插白旗的土地倒真正增了产。按穗按粒推算产量的方法，在一些地方也演变成为制造“高产卫星”的方法之一。在工具改革中，因为搞所谓“车子化运动”、“滚珠轴承化运动”、“绳索牵引机化运动”等，结果也事与愿违，造成很大的浪费。山西有一个和尚同一个农民合伙，在山坡上挖鱼鳞坑蓄水，这个办法合乎当地实际，本来是不错的，但是，后来一普遍宣传，并在平原地区也盲目加以推广，搞所谓“葡萄串”、“满天星”，以致给平原地区农民带来严重的灾难。这些现象及其后果，都说明了不按客观规律办事，脱离客观条件去盲目发挥主观能动性，没有不闹笑话，不跌跤，不受客观规律的惩罚的。

　　过高的指标，求成过急的要求，靠大辩论开路的刮风式的领导方法，所带来的副作用，最大的还是由此引发出来的各级干部的浮夸风。1958年的农业“大跃进”，是以严重的浮夸为其显著特征的。

　　浮夸，首先是点上的浮夸。在那以前，苏联发射了两颗人造地球卫星，在全世界引起很大震动，不少人就把自己假造的所谓高产典型叫做“放卫星”，一时间成为全国流行的时髦用语。6月8日，报纸率先报道河南省遂平县放出亩产小麦2105斤的“卫星”；6月26日，又报道了江西贵溪县水稻亩产2340斤的“卫星”。随后，“卫星”越放越大。小麦“卫星”亩产最高的，为9月22日《人民日报》报道的青海蹇什克农场亩产8585斤；水稻“卫星”亩产最高的，为《人民日报》9月18日报道的广西环江县红旗农业社亩产130434斤。除了小麦、水稻“卫星”以外，《人民日报》和一些省报，还连续发表了玉米、高粱、谷子、番薯、芝麻、南瓜、芋头、蚕豆、苹果等28种农作物和蔬菜、水果的高产“元帅”。

　　此起彼伏的“元帅”升帐，“卫星”上天，使一些同志本来就不冷静的头脑更不冷静了，说出了一些违背唯物主义基本常识的话。例如：7月23日《人民日报》社论《今年夏季大丰收说明了什么》宣称：我国农业发展速度已经进入了一个“由渐进到跃进的阶段”，“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出多少粮食来”。8月3日《人民日报》社论《年底算账派输定了》，8月11日发表的一位负责同志论述夏季农业丰收经验的文章，8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祝早稻花生双星高照》，都正面引用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豪言壮语。8月3日《人民日报》的社论还特别解释：“地的产是人的胆决定了的”，以此强调“人是条件的主人”，批判“唯条件论”。8月27日《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关于山东寿张县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的调查报告，编者冠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标题，并以通栏排出。10月间，有些同志总结当年农业高产经验时说，今年我国农业生产出现的新的规律就是高产，所有外国和中国农业科学书籍讲的那些规律，都被彻底推翻了。如果头脑是冷静的，牢记主观必须符合客观，牢记必须实事求是，是绝不会放出这种种浮夸的“卫星”，作出这无视科学、无视规律的轻率宣告的。

　　离奇的粮食高额丰产典型，大都是采用“并田”方法(即把许多块茁壮的成熟或基本成熟的庄稼移栽并到一块田里)假造出来的；也有一些是按密植株数推算出来的，如山东寿张县推算，一亩谷子密植四五十万株，一棵谷穗一两谷，一亩就是30000斤。然而，当时各级领导机关和新闻单位对此却置信不疑。领导机关以这样的典型作基础，对1958年粮食、棉花总产量作了极为乐观的估计，对1959年计划和长期计划的粮棉产量提出了高得出奇的指标。

　　1957年，我国粮食产量3700亿斤，棉花产量3280万担。1958年2月3日，我以国家经委主任身份，向首届人大五次会议作关于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报告(当时年度计划由国家经委主管)，提出：1958年计划粮食产量3920亿斤，比上年增加220亿斤；棉花产量3500万担，比上年增加220万担。应当说，这个指标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在年景正常的条件下，经过努力是能够达到的。但是，农田水利建设高潮一来，反“右倾保守”的空气一膨胀，地方对农业的“大跃进”充满了信心，地方提出的指标(后称为1958年计划第二本账)，粮食4316亿斤，比2月人大批准的计划(后称为1958年计划第一本账)增加396亿斤，比1957年增加616亿斤(其中辽宁、内蒙古增长60％以上)；棉花产量4093万担，比第一本账增加593万担，比大丰收的1957年增加813万担。这就有点玄乎了。从6月中旬开始，刚成立的各大协作区先后召开农业协作会议。由柯庆施同志任主任的华东协作区首先放出一炮：华东五省市(不包括山东)去年粮食总产715亿斤，今年夏季就收了203亿斤，加上秋季将有1200亿斤，比去年将增加507亿斤，增长近70％。谭震林同志6月25日在会议总结中说，一般规律农业只能增长4％、5%，最多6%，一般的跳跃可达10%、20%，华东今年增长70％，这是飞跃。他说，根据华东的经验，原来估计今年全国增产1000亿斤，就小得不像样子了。毛主席要求做到五年内全国人均粮食2000斤的任务，可能三年，至多四年就能完成。此后，其他各大协作区也纷纷按“大跃进”的愿望和要求测算本区的产量。湘、鄂、赣、粤、桂五省区协作会议估计，春收作物和早稻增产1倍多。一向低产的西北地区提出：1958年每人平均粮食产量要达到1100斤，1959年2000斤，1962年突破3000斤。1958年8月25日，农业部党组提供给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报告称：1958年全年粮食总产量超过8000亿斤，比1957年的3700亿斤增加4000多亿斤，增长1倍以上。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农业部的数字有所保留。9月1日发表的会议公报宣布：1958年粮食产量将达到6000亿斤到7000亿斤，比上年增长60％到90％；棉花产量达7000万担，比上年增长1倍以上。10月，谭震林同志在西安召开的华北、东北和陕西九个省市农业协作会议上所作的总结报告称：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8000亿斤是肯定的，1万亿斤是可能的。12月初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认为西安会议估计产量水分大，打了个折扣，在12月10日发表的全会公报中宣布：今年粮食产量将达到7500亿斤左右，棉花产量将达到6700万担左右。那一粮食年度的征购任务和经济生活，基本就是以这个估计数字为基础安排的。但后经落实，1958年粮食产量为4000亿斤，棉花产量为3938万担。

　　在一派浮夸气氛中编制的1959年计划的第一本账和“二五”计划的第二本账，粮棉指标也很高。

　　1958年6月中旬，由农业部门提出、国家经委汇总、我向政治局汇报的1959年计划第一本账的指标是：粮食6000亿斤，比当时预计的1958年产量增加1300亿斤；棉花6000万担，比当时预计的1958年产量增加1000万―1600万担。在高产“卫星”的鼓动下，8月，北戴河会议决定：1959年粮食产量指标8000亿―10000亿斤，棉花产量指标9000万―10000万担。10月，在西安召开的九个省市农业协作会议的总结报告提出：1959年全国粮食产量15000亿斤必须保证，并力争达到2万亿斤。会上还出现一种奇异的说法：我国粮食产量再提高，“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来也够用”。12月，八届六中全会对西安会议的建议打了个大折扣，全会决定：1959年粮食产量指标10500亿斤，棉花指标1亿担，与钢、煤指标一起，合称为1959年的“四大指标”，并公开发表。但1959年初，有些地方的农民说：“去年订的指标，是飞机上吊大闸蟹，悬空八只脚。”

　　1956年党的八大建议：“二五”计划(后称为“二五”计划第一本账)期末1962年粮食产量5000亿斤，棉花产量4800万担。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二五”计划第二本账：1962年粮食产量6000亿―7000亿斤，棉花产量6500万―7500万担。8月北戴河会议建议，1962年粮食产量15000亿斤，棉花产量15000万担，分别高出第一本账两倍和两倍多。头脑热度达到最高点时的11月，即第一次郑州会议经过讨论，曾写出《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初稿)》，要求到1972年全国平均粮食亩产达5000―10000斤，棉花亩产达到500―1000斤，全国耕地实行“三三制”(三分之一种植农作物，三分之一休闲和种植绿肥，三分之一种树种草)。这些严重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和非科学的设想，理所当然地会落空的。

　　对1958年粮棉等农产品产量盲目乐观的估计，并认为今后我国农业生产将不是以百分之几，而是以百分之几十的速度年复一年地增长的错觉，又引发了一个更重要的错觉，以为我国农业问题解决了，粮食吃不了了。从这个错觉出发，作出了一系列的错误决策，其中之一就是用农业逼工业，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工业首先是钢铁上来，放手发动全党全民大办钢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