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初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关系

建国之初，我国在外交上实行“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不承认旧中国与外国签订的一切卖国条约及其相关权益。实行“一边倒”的方针，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重点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关系。与此同时，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包围的政策。

然而，这一时期，我国也并非断绝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来往，并非拒绝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从外交方针来看，“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并没有排斥资本主义国家。从实践来看，在建国的第一年便与几个西方国家正式建交。不过，中国政府对要与我国建交的不同类型的国家采取区别对待的做法。对社会主义国家，只是通过来往照会，迅速相互建交。对新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虽也一般要求谈判建交，但程序简化，后来也逐渐演变为不要求谈判了。而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我建交则必须“通过谈判”。谈判是为了满足我两个条件：断绝与台湾的一切“外交”关系；接受平等互利和相互尊重主权的原则。建交谈判方式是一种创造。对于某些国家，这种方式的运用，起着反对他们损害中国主权的作用。

1950年初，一些西欧、北欧的资本主义国家──挪威、丹麦、芬兰、瑞典、瑞士相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愿意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经过谈判，在1950年5月至10月，我国先后同瑞典、丹麦、瑞士、芬兰正式建交。因挪威在台湾问题上态度暖昧，中挪建交因此搁置。直至挪威在联合国明确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后，中挪才于1954年10月正式建交。

这些资本主义国家较早地同中国建交是有原因的。西欧、北欧的一些国家的国民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外贸易和海洋航运。二战后，美国在欧洲的经济扩张，使瑞士、瑞典、挪威、丹麦等国的对外贸易受到严重影响。他们渴求改善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以摆脱经济困境，同时，如瑞士、丹麦等国在旧中国有企业投资或房地产投资。出于经济上的理由，以及鉴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具有重要地位，他们需要同中国打交道。

中国在同西方国家建交问题上还有一个国际上前所未有的新创举，即同外国“半建交”或称“建立半外交关系”。这具体表现在双方同意互派代办而非大使，“代办”这个称谓和机构在国际上都没有先例。“半外交关系”也属一种正式的外交关系，只是关系尚未完全“正常化”，有待最后完成正式建交。这项创举最先用于与英国和荷兰的建交，它体现了我国外交方针的灵活性。

英国于1950年1月即较早地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中国法律上之政府”，愿同中国建交。荷兰与中国的建交谈判也早在1950年4月即已开始。但由于英、荷在台湾问题上采取了不能为我所接受的错误立场，建交谈判无果而终。1954年6月日内瓦会议期间，英国在印度支那问题上采取了有别于美国的立场，保守党政府又一再向我国表示愿意改善关系，中国遂同意与英国互换代办，其任务是继续谈判两国的完全建交以及处理两国的侨务和贸易问题。同年11月，我国同荷兰也按中英模式互换代办。

建国之初，我国采取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方针，与七八个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有助于突破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我国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的政策。但就总体而言，由于实行“一边倒”的联苏抗美外交战略，引起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以及亚太地区几乎所有国家的恐慌和敌视，给国际反动势力掀起反共、反华浪潮提供了更多的藉口，使中国成为东西方对抗的前线，我国面临的国际政治、军事形势极为紧张，外交上较为孤立，对抗也使中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所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在外交上的一个重要政策就是放弃冷战思维，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和平外交政策，这是在经历了惨痛教训之后的明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