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性格及其改造——课程改革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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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个有着长期专制主义历史的国家，又经历了明清两代四百多年闭关锁国、八股取士制度，再加上明清两代屡屡大兴文字狱，这些都对中国的教育制度、教育思想以至教学方法都产生了极为不良的影响。专制主义及其教育，使中华民族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性格。直到今天我们的教育仍然不可避免地带有旧教育制度的烙印，这就使得我们的教育一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二不能对民族性格的改造有所裨益。
　　我们的民族性格是怎样形成的？它具有哪些性格特征呢？
　　一、性格内向，自我封闭。
　　春秋未年，孔子首先打破“学在官府”的限制，首倡私人办学之风。他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等教育思想和主张，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说，孔子所倡导的其实就是一种开放的教学模式。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孔子的办学思想可以说是促使这种局面出现的一付“催化剂”。“百家争鸣”这种学术自由局面的形成，使战国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少有的文化昌明的时代。同时也使战国时期的社会成为一个较开放的社会。夏、商、西周以来存在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部族与华夏族日益融合为一体，很少有人再去理会什么“夷夏之辨”了。因此，春秋战国时期虽然是大变革、大动荡的时期，却是对中国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时期。
　　自秦始皇一统天下，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后，这种大一统的思想便日渐深深植根于我们的民族意识之中。这种思想的存在，固然对中华民族的存在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但秦始皇为加强统治而进行 “焚书坑儒”、汉武帝为巩固大一统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却使“百家争鸣”那种学术自由的局面从此一去不复返。人们的思想开始遭到束缚和箝制。秦始皇筑长城本意是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以后历代又多次重修，久而久之，长城便成了我们的一种民族情结。我们离不开长城，因为它给了我们某种安全感。由国有长城，到家有墙院，以邻为壑，我们逐渐习惯于把自己封闭起来。即令现在，由机关到工厂，由学校到医院，我们总少不了一道与外界隔离起来的墙。既然我们的生活和工作都要与外界隔绝开来，进而，我们的思想也最好封闭起来，少与外界交流，这样我们才会更安全些。所以整体说来，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性格内向、自我封闭的民族。
　　二、谦恭有余，进取不足。
　　儒家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伦理，使中华民族成为著名的礼义之邦。然而随着宋代以后这种伦常说教的不断强化，在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民族进取心的日益衰退。由“中庸”学说到“和为贵”的主张，都是要求我们做到不左不右、不偏不倚，千万不可争强好胜。我们常说“枪打露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就是这种心态的真实写照。
　　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经历了雄汉盛唐的繁荣气象，与这两个朝代的相对开放性有着必然的联系。由汉至唐，我们把一个原产于印度的宗教——佛教，改造成了地地道道的中国式宗教。但宋代以降，中国的封建社会日益走向没落，封建社会仅存的一点开放性也逐渐消失殆尽。我们对外来的事物愈来愈为排斥。我们过去可以消化佛教、容纳回教（即伊斯兰教），明清时却无法再容忍同样原产于亚洲的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明代不仅大规模地重修长城，而且海疆也从此封闭起来。明清两代在对外推行闭关锁国政策的同时，又对内推行八股取士制度，实行特务统治，屡兴文字冤狱。中国人的思想完全被控制了起来，知识分子钻进四书五经与八股文之中，他们的智慧与创造力完全被扼杀。终于，西方不仅赶上、而且远远超过了我们。
　　三、偶像崇拜，甘做“顺民”。
　　封建时代，皇帝就是“天子”，他的旨意便是金口玉言，不容违背。臣民一定要忠于君主，忠君即是爱国。于是皇帝也成了和玉皇大帝、太上老君、佛祖如来、观音菩萨等一样被顶礼膜拜的对象。老百姓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任人宰割，只好寄希望于明君；君主昏暗，则寄希望于清官的出现。所以“包青天”、“海青天”也成了人们心目中崇拜的偶像。直到民主与法制建设日益健全的今天，老百姓的这种“青天”情结仍然挥之不去。这是因为他们大多仍然不会或者不敢拿起法律武器去捍卫自己的权利。
　　四、一人是龙，多人成虫。
　　悠久的文明历史，赋予了中华民族高度的智慧和创造力。我们都是龙的传人，每个人都是一条龙。但由于我们倡导的是谦卑恭让，反对出风头，所以大家一定把自己压抑起来。然而当我们大家共同工作时，便互不服气，暗地里较劲。一旦别人有了成就，却又生嫉妒之心。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便有“文人相轻”的痼疾。而几十年前的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更使中国人丧失了对别人的起码信任。于是，民族性格中劣根性的东西——自相倾辄、明争暗斗，便暴露无遗了。虽然“文革”早已成了历史，但它给中华民族所造成的巨大创伤却不是短期便能抚平的。
　　五、自我陶醉，精神胜利。
　　 小农经济下那种封闭、因循的意识可以创造出灿烂的农业文明，却永远也创造不出高度发达的现代工商业文明。而我们津津乐道的过去领先于世界的文明其实只是奴隶制时代、封建时代的农业文明，与工商业文明（尤其是现代工商业文明）是格格不入的。工商业文明是一种自由开放的文明；农业文明则多半是一种专制封闭的文明。所以我们应当正视我们今天的落后，少一些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教科书中不要老是作“这比欧洲早八百年”、“那比西方早一千年”之类无聊的比较。这种比较颇有点阿Q“老子先前比你阔多了”的味道。我们民族性格中自我欣赏、自我陶醉的成分实在太多了点。这种自求心理平衡做法，却很容易使我们忘记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绝不仅仅是一句空话，它需要我们几代人的努力，如果我们一直陶醉于过去的光荣之中，则民族复兴永远无法实现。
　　
　　封建时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纲常伦理，反映在课堂上，便是家长制、一言堂式的教学方式。这种教学方式即使在今天依然充斥着课堂。尽管我们也允许学生发言，但绝对只能按老师设计的去回答，否则就是错的。甚至明明我们老师自己错了，也不肯承认，反而要百般狡辨和掩饰。这种课堂上的专断作风，与君主专制制度实在有着某种渊源关系。而学生也习惯于把老师的话当做真理，不会或者不敢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无论家长还是老师，要求学生首先做到的就是“听话”，说到底其实都是封建的“顺民”意识在作怪。因此 ，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教育在传播文化知识的同时，也在扼杀着学生的智慧和创造力。多年来，我们评价教学效果的唯一依据就是分数。只要分数高，一俊遮百丑，你就是好学生。否则，不管你在其它某些方面多么有专长，你都只能是“差生”。由于我们的教育重视分数而忽视创造力的培养，造成了我们培养出的学生往往“高分低能”这一奇怪 的“景观”。
　　今天我们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市场经济乃是一种开放的、自由的、法制化的经济，它要求我们的公民具有独立、开放、进取、创新的意识。这种要求反映在教学上，就是要求教师创造出一种宽松、和谐、平等、民主的氛围，使学生能够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彻底摒弃课堂上只有一种答案、一种声音的教学模式。只有这样，才能逐渐引导学生由被动接受到主动去探求新知。我们甚至不妨鼓励学生勇于标新立异，所谓“矫枉须过正”，只有打破旧条条框框的束缚，学生们才能创造出一个个充满自信、乐观向上、富于进取精神的全新的“自我”。
　　
　　括而言之，课程改革是民族性格改造的一个最关键的步骤；民族性格的改造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是实现民族复兴的根本保证。因此，课程改革是关乎千秋万代的大事，这场改革必须坚决进行下去，直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