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翠娟：取舍之间的人生

 名师简介：赵翠娟，现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马路小学校长，小学语文特级教师。曾荣获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宋庆龄樟树奖”获得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当我铺开稿纸，准备写下一点儿关于“人生”的文字时，才蓦然发现早已过了天命之年的我，人生的多半其实已在身后，而不在面前。回首几十年经过的山水丘壑，尝过的苦辣酸甜，竟然觉得人生其实丰富得无法概括，难以言说。于是想到了王勃的那句：“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生活无穷，生命有限。人生道路上的我们，其实往往就像一个忘记了起点，也不知道终点的旅人，其中的笑泪得失，半在命运半在取舍。

    所谓半在命运，是觉得人这一生往往是被时代的潮流裹挟着前行。1966年我初中毕业，正赶上充满标语和大字报的“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一代人都变成了停课闹革命的红卫兵小将。1968年我和绝大多数同龄人一样，带着一腔热血，怀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理想，奔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在那里一呆就是十年。即使时至今日，我也不能清晰地判定，这段生命历程对于我是福还是祸。我失去了继续上学的机会，却得到了那片山水对我的塑造，使我返城后增添了一份平常心，面对生活竟有了以前不曾有过的勇敢。也许这就是祸福相依，得失有数的道理吧!

    如今的人们比起当年的我们要幸运，因为中国在飞速发展，社会也越来越多了民主、自由和开放，似乎大家都有了可以选择什么和放弃什么的权利，但仔细想想并不尽然，国家的改革开放要扬起沉重的翅膀，转型时期必然会出现一些问题和矛盾，体制的改革、教育的改革，等等。对于每个人来说，无论是否情愿，你都要担负起时代要求你必须承担的那份责任，同时在不自觉中，人们也许又被地位、金钱、效率，甚至五颜六色的广告催促着奔跑。所以说那半在取舍，在人生中就显得别有意义。

    当然，无论半在命运还是半在取舍都是相对而言，重要的是要有一份担当和一份责任，在责任的驱使下把握好自己，才能把握好取舍，从而把握好人生。

有时，生活不是走过来的，生活是生活过来的

    还是从上山下乡说起吧!随着时间一天天地过去，我们初到北大荒时那股热血沸腾的劲头渐渐冷却下来，于是潜意识中的现实需要，也开始在不知不觉中左右着每个知青的行为。我在兵团期间曾当过生产连队的副连长、政治处的宣传报道员，做的时间最长的是中学语文教师。无论在哪里工作，都是组织的安排，没有我自己的选择。在那段岁月中，可以说我们是一无所有，唯一的资本就是自己，能选择的也只能是怎样做自己。

    那是个“时刻不忘阶级斗争的年代”，生产建设兵团也不例外。报纸上的“社论”一个接一个，紧跟着就是连续不断的誓师会、斗私批修如此等等。无论何种形式的大批判，都要联系实际触及灵魂，那么你身边也就总有被大家注目着的提心吊胆的人。如被罢了官的原农场的各级领导、下放到这里来进行劳动改造的“右派”、曾从事技术工作的“反动学术权威”，也包括因出身不好而分配到这里来的大学生。1971年我调到团部中学工作，身边这样的人似乎更多了些。在我教的学生中，也不乏父母遭厄运的孩子。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是衡量一个知青路线斗争觉悟高低的重要标志，也与入党、提干、选送上大学不无联系。但不知为什么，在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的那些日子里，我表现得一直不太引人注意。在寒冷的北大荒与身边的人相聚不容易，我能够给同事以真情，给学生以微笑，还能倾听他们心中的孤独与苦恼，并尽可能地为他们做点儿什么。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从那时起就种下了我们之间延续了几十年的友谊。

    我后来常常很惊异，会在那样一个偏远的地方，遇到那样一些优秀的人。如曾与郭沫若和过诗的作家徐宪国，信阳步兵学校的老教官邵波、田应斗，大学毕业分配来的王盘兴、刘耀庭、孙盛成，知青中北京的黄果、席德举、天津的郭庆晨、上海的贺爱英……这些可亲的面孔随着回忆，一下子鲜活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20世纪70年代中期，“文革”前期的狂热渐渐被沉闷所替代。我们的团部中学坐落在山脚下，大家终日活动在寝室、食堂、教室、办公室这四个点里。每天五点半吃晚饭，九点钟回寝室，中间的三个多小时几乎都在办公室里度过。在漫长的冬日里，我们经常把炉火拨旺，坐在办公桌前做着各自想做的事情。当年刘耀庭老师拉小提琴是学校里一道独特的风景，一般情况下我是边读书边记笔记，黄果不紧不慢地演算着数学题，席德举总是摆弄着一架半导体听外语。多年后每当想起我们同在一室的黄昏，仍禁不住内心的激动，也许那就是飘零中的我们对理性的向往和学习的追求吧!恰恰是这种向往和追求照亮了我的那段人生。

    风雪中铸造的友谊是厚重的。 1979年高考，一改前两年对老知青放宽条件的规定，只招收28岁以下的未婚青年。我的丈夫林泽荣是准备参加当年高考的上海知青，当时已是30周岁，我们还有了一个两岁的儿子。那时各层面都开始落实政策，所以刘耀庭被调到团部改成的场部，并担任了文教科的科长。我即将返城时去向他道别，交谈起林泽荣今年将痛失高考机会。他沉吟片刻后，平静地对我说：“你放心回去吧!如果有可能我会帮助他。”结果他真的做了。林泽荣终于考进哈尔滨师范大学，并读完了硕士研究生。为此刘耀庭曾受到过责难，那时刚刚经历过“文革”，试想他需承受多大的压力，但是却从未向我们提起。如今林泽荣已是教授了，若没有刘老师当年相助，哪有他的今日。

    做知青的生涯中，也许我还没有鲜明的取舍意识，但是骨子里却有一个声音告诉我：做一个善良的人，一个被人信任的人，就是对自己负责。1979年知青大返城，如同当初潮水般涌下去一样，而今又潮水般涌了回来。一时间兵团出现了工作无人做、学生无人教、房屋无人住，而城市里却发生了返城知青无工作、拖家带口无住房的问题。虽然省、市相继出台政策、多条渠道、多种形式安置知青，但特殊年代要求这批人需自己承担的，你就必须得承受下来。那几年过的日子，使我深深感受到，人面对艰难困苦的时候，潜力是很大的，生活不是走过来的，生活是生活过来的。

生活的滋味与真谛往往在下半场才有所体悟

    出于安置的需要，当时允许职工退休让子女接班顶替。入党多年从教多年的母亲，不得不离开她所热爱的小学教师工作岗位，提前退休了。可是按规定接班的人只能做校工，母亲的老同事们念我读书时成绩优异，又当过8年中学教师，才使我有幸走上讲台，但身份是“以工代干”。要想改变自己的编制，就必须到师范学校的内招班读两年书，这两年无工资，只有每月 19．5元的助学金。要抚养孩子，又要供丈夫读书，我每月43元钱的工资是我们一家三口人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我当时别无他路，只能舍弃去师范学校读书。当我做出这一选择的时候，心中有说不出的惆怅，在没人的地方哭了很长时间，然后擦干眼泪，又用笑脸去面对生活。

    1981年我又调到聋哑小学工作，就是为了每个月多挣10元钱的特殊教育津贴费。虽然目的如此简单，但我却没有用退而求其次的态度对待工作。在这无声的世界里，我开始潜心学手语，从不会到会，到能上课、能走进聋哑儿童的心灵。渐渐地我爱上了这些孩子，他们也爱上了我。在这所学校我工作了5年。这期间的经历，对我以后的工作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意义。去年暑假搬家时，还翻出了当时我写下的工作日记，重读这些文字，很为自己在那种情况下所采取的认真工作的态度而欣慰。感恩命运对我的眷顾，1984年终于有了一次机会，我以全市最高分的成绩通过了“转干”考试，成为一名正式的小学教师。也许现在的年轻教师无法理解，已经35周岁并有14年教龄的我，当时是怎样的激动。

    在我的丈夫读书期间，我们的生活一直很拮据，但是我每月一定从工资中拿出5元钱，全年共计 60元作为买书专款。现在家里的藏书中还有一些是那些年买下的，偶尔拾起一本，看着那一两元钱的标价，摸着那发了黄的书页，心中感慨万千。我曾对已经读了博士的儿子提起当年，禁不住潸然泪下，心疼孩子小时候跟我吃了很多苦，可儿子却说他的童年很幸福，妈妈让他管理全年的书款，他常常回忆起母子俩手牵着手去逛书店，路上给他买个雪糕，妈妈看着他吃。买书回到家，他会把购书的时间、地点、书名、钱数记下来，然后迫不及待地读起新书来。

    1986年我的丈夫终于毕业，并在一所高校任教。也就在那一年，我离开了聋哑学校，来到南马路小学。已是37周岁的我说不出有多么珍惜这份工作。学校安排我做四年二班的班主任，当我第一次走进教室，望着那几十双亮晶晶的眼睛时，突然产生了一种久违了的感觉，于是在心里说：“亲爱的孩子们，我一定要对得起你们。”当把一份工作看作是自己一生所要热爱的事业的时候，就必然会有学习的紧迫感。那时我自费订《新华文摘》、《人民教育》、《上海教育》、《福建教育》和《小学语文教师》等刊物，休息日还要到市图书馆去借阅教育理论书籍。学习与工作相融合，给自己带来了说不尽的乐趣。我从未想过自己会当校长，但八年后的1994年，我担任了南马路小学的校长。

    任校长时我已经45岁了，也许生活的滋味与真谛往往在下半场才有所体悟吧，面对新的岗位与职责，我深知选择什么放弃什么有多重要，因为这关乎到师生的成长和学校的发展。我们大家都生活在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上，每个人每个单位都不会自甘平庸，都希望有所成就。但是我们必须真诚地面对现实，一定要弄清楚，哪个目标才是你更期望的。南马路小学是一所建校八十多年的老校，地处经济发展较落后的旧城区，教师出身于平常百姓家，学生也都是平民子弟。面对办学条件差，教育经费不足，教师素质平平等诸多困难，应该怎样确定自己的办学理想与追求?

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我深感学校物质上可以贫穷，但不能缺少智力资源与文化底蕴，学校应该是引发学习的地方，不仅要引发学生的学习，更要引发教师的学习，培养一支终身学习的教师队伍，才是治校之本。想清楚了，我就去做了。虽然心里明明知道自己想干的是一桩见效慢的“笨活”，想要走的也是一条很艰辛的路，但还是要义无反顾地做下去。那时候对教师的学习并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视，首先是校内教师不愿意接受，其次是新校长上任一两年，学校还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成绩，外界也有非议。但是一个对自己所选择的方向绝对有信心的人，是可以克服任何困难与挫折的。至今还有人清楚地记得我当时说过的一句很强硬的话：“只要我当一天校长，学习就是这所学校里的大事。”积累从一点一滴开始，我逼着老师们读书，检查他们的学习笔记，带着他们去书店选书，领着他们办教育理论研究会的刊物，亲自设计读书与教学相结合的研讨题目，以平等的身份坐下来与大家进行交流。这期间还要随时检查自己的工作角度是否产生偏差，并适时地加以调整。

时间是公正的，两年后教师爱上了读书，四年后学生也跟着爱上了读书，六年后“让读书成为习惯”确定为南马路小学的校风，并积淀为师生的身心素质，八年后学校已形成“建设学习型组织”的管理理念。

    多年做校长，抓教师读书学习是我从未放弃过的选择。可是决策是校长的要务，大也好小也罢，只要有决策就必然有取舍。生活原本是简单的，可是人们受到砺志与拼搏鼓舞的同时，也被调动起欲望和压力，生活变得喧嚣了。随着周围世界的改变，原本朴素的教育、安静的教育，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竟也这般“热闹”起来。我始终认为干教育要有恬淡之心，做学问要有守寂寞之志。学校的时间、教师的时间、学生的时间都是常数，做了这样有时就干不成那样，如果我们较多地被“可观看”或“展示”所障目，就容易被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所吸引，也往往看不清楚事物的本质，那么对我们的教育就很难精雕细刻，也更谈不上回味与思考。

    关于所面临的一些教育热点问题，我和老师们常常要很费神地去学习、去思索、去探讨，最后形成共识。如：素质教育是实事求是的教育，是固本培元的教育，是科学有序的教育，应寓素质教育于常规工作中。在务实中求创新，扬弃是永恒的。课堂教学要调动学生深层次的思维，还应具有陶冶功能。养成现在就做的习惯，习惯在做之中。师德只有成为教育组织的合力与教师团队的共同信念，才能真正实现它在教育事业中的意义。德育不在于多搞活动，而应挖掘蕴藏在实践中的德育资源，要立德于质朴中，等等。有了这些认识，就使我们的工作状态变得坚定与从容。

留住应该留住的，你将会得到充实；放弃应该放弃的，你将会得到坦然

    十多年的读书学习，学校逐渐形成了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这种校园文化虽然无形，却存在于每个人的潜意识中。实实在在地做事，真真诚诚地待人，已成为全校教师共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他们心态平和，懂得感恩，对每一件经手的工作也养成了审视的习惯。每天每月，春夏秋冬，大家常常是在静默中做着司空见惯的小事情。在一次大家全心投入，争相发言的“智慧泉”活动即将结束时，一位教师突然站起来激动地说：“大家想一想，假如没有这十多年的读书学习，现在我们会是怎样?”然后就哽咽着说不出话来，当时在场的人全都热泪盈眶，就在那一刻，我懂得了什么是丰收的季节。

从教35年后的今天，我深深体会到，真正的繁花似锦、姹紫嫣红，不是用采来的鲜花堆簇成的，而是一草一木种出来的。世界上没有一条好走而少有人走的路，选择不可有取巧之心，不要羡慕光艳，不要嫌弃“笨拙”，有些东西乍一看是简单的、笨笨的、费时的，但本质上却可能是坚固的、扎实的、隽永的，那么我们就一定不能放弃它。只有为之流过汗水，付出心血，咬紧牙关去扛回来的，才可能是你生命中最宝贵的。也只有经历过这些的人，才有资本与别人比拳量力。草木有寿限，人也如此，其实我们匆匆一生就是在取舍与抉择之间被书写。在有生之年，留住应该留住的，你将会得到充实；放弃应该放弃的，你将会得到坦然。兼有充实与坦然，也就拥有了幸福的人生。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马路小学）